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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淩晨四點鐘，天安門廣場的所有燈光突然熄滅，全場一片漆黑，恐怖氣氛籠罩。我知道，最後的時刻來臨了，解放軍戒嚴部隊將對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一帶採取武力清場行動了，於是將特別糾察隊員們集中起來，安排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最高層北側，並告誡特別糾察隊員們，最後的時刻即將來臨，我們的身後就是絕食四君子的絕食棚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這裏是最後一道防線，我們要在這裏堅守到底，承擔起自己作為特別糾察隊員的責任。當時，面對眼前的特別糾察隊員們，我心中湧現些許悲涼，他們與所有在場的學生們一樣，赤手空拳，沒有任何防衛的武器，只能憑借著信念和責任，以血肉之軀守護最後一道防線。
隨後，我和特別糾察隊員們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最高層北側的最高一級臺階上，安然地等待著最後時刻的來臨。一片黑暗中，我突然發現身邊不知道什麼時候坐了一位姑娘。我關切地問她：「你是哪所學校的學生？」她回答說：「我不是學生。」我隨即追問她：「那你是幹什麼的呢？」她回答說：「我是搞攝影的。」我接著對她說：「記者們不都已經離開這裏了嗎？你怎麼還不走？現在這裏太危險了，戒嚴部隊軍人很快就會衝上來了，你一個姑娘家，趕快離開這裏吧。」她回答說：「我不是記者，我是攝影個體戶，我覺得自己應該用鏡頭將這百年難遇的歷史事件記錄下來。」
遇同鄉同為理念見證歷史
她的回答出乎意料，讓我感到既驚訝又敬佩，這真是一位奇女子。聽她的口音應當是江浙（江蘇、浙江）一帶的人，我於是問她：「你是什麼地方人？」她回答說：「我是浙江溫州人。」乍聽之下，我更驚訝了，萬萬沒有想到會在此時此地遇到溫州同鄉。都說溫州人會做生意掙錢，還沒有聽說溫州人肯為理念玩命的，何況還是一位姑娘呢。我當即興奮地改用溫州話告訴她：「我也是溫州人，我是平陽縣的。」這下子輪到她驚訝了，也改用溫州話告訴我，她是溫州市的，來北京好多天了，已經拍攝了許多學運的照片。她還說：「你的普通話說得真好，聽不出江浙口音。」我告訴她，1977年恢複高考時我考入了北京大學，在北京已經十多年了。她有些好奇地詢問我的身份和為什麼會在這裏。我告訴她，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擔任特別糾察隊的領隊，負責保衛絕食四君子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我和特別糾察隊將在這裏堅守到底。
聽完我的自我介紹，她的情緒顯然有些激動，主動提議為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照一張相。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議，心想在這個曆史性的時刻，在這個標誌性的地點照相，這也許是自己這一生中最後的留影了。本來我並不喜歡照相，有時還刻意躲避鏡頭，因而雖然在1989年民主運動中參與了許多重要的事件，出現在許多重要的場面，但都沒有留下個人的影像。
伴隨槍聲紀念碑前留影
我起身站到了高高矗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拍照之前，情不自禁地回首凝望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書寫的那一行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心情激動而複雜。面對著照相機鏡頭，耳邊不時有槍聲響起，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忽明忽暗的幾堆篝火在閃爍著，在這樣的現場氣氛下照相，不能不讓人充滿了英雄就義時的感覺。
拍完照，她對我說：「這是一張非常有紀念意義的照片，請你提供你的通訊地址和姓名，我一定會將照片寄給你。」我深切感受到她的好意，因為當時連自己能否活著離開天安門廣場都無法確定，所以就沒有給她提供中國政法大學工作單位的通訊地址和自己的姓名，而是提供了溫州老家的地址和母親的姓名，心想這樣也挺好的，如果自己死在了天安門廣場，這張照片也算是給母親留下了最後的念想。此後，她說還要四處看看，拍攝一些照片，然後我們就互道珍重了。
六四屠殺事件後，由於一直沒有收到這張照片，因而讓我十分擔憂，擔憂的當然不是照片，而是她——一個有理念、有膽量的攝影個體戶姑娘，不知她是否最終躲過了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劫難。在六四屠殺事件中，攝影是最危險的工作之一，中共當局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都十分忌諱留下殺人的記錄，凡是發現有人在屠殺現場攝影，總是立即毫不留情地開槍掃射。在目前已知的202名六四死難者中，就有多人是因為攝影而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射殺的。
北京大學數學系1987級學生嚴文，北京市人，1989年6月3日夜晚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的訊息後，不聽同學好友們的再三勸阻，扛著那時還不多見的私人攝像機離開北京大學校園，趕到了屠殺情景最慘烈的西長安街。6月4日淩晨一點鐘左右，嚴文在木樨地拍攝屠殺現場情景的時候，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掃射，右腿主動脈中彈，鮮血噴湧而出，被民眾送到海軍總醫院搶救，終因流血過多，不治身亡，年僅22歲。他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的太子峪公墓福南區第十一排。
多人冒險記錄歷史卻送命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華社代培攝影班」1989年應屆畢業生陳來順，北京市人，也是在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的消息後，帶著照相機匆匆趕到天安門廣場，自覺承擔起記錄歷史的責任。1989年6月4日淩晨兩點鐘左右，第38集團軍部隊從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陳來順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平房屋頂上照相，可能是閃光燈引起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注意，衝著他開槍掃射，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頭部，當場不幸遇難，年僅23歲。陳來順的同班學員集資在位於北京香山的金山陵園購置墓地安置他的骨灰，並立有墓碑。
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王楠，北京市人。1989年6月4日淩晨一時三十分左右，在天安門城樓東觀禮臺附近，王楠對准沿著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第38集團軍部隊拍照，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傷重倒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將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持槍恐嚇，不讓志願醫務人員和民眾將王楠送醫急救，導致王楠在6月4日淩晨三時三十分左右不幸死亡，年僅19歲。王楠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六四屠殺事件後，王楠的母親張先玲鍥而不舍地追尋王楠的死亡真相，與丁子霖女士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