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儘管北京殘酷鎮壓了民主運動，風聲鶴唳，一片肅殺之氣，但安徽省府所在地合肥在六四之後仍然爆發了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各種圖片與宣傳文字張貼在城區廣場街道，與其它城市一樣，這樣的示威抗爭難以持續，很快被軍警力量禁止。
我在七月底收到研究生部通知，要求提前返校，當時並沒有想太多，拎著包到鎮上坐車，直奔合肥。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的研究生部用心良苦，擔心我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仍然會講八九經歷，甚至會參與抗議活動，所以召集學生們提前返校，而上級已嚴格要求各單位與教育機構對學生進行「教育」，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
當時從合肥到北京的火車硬座約為二十元人民幣，學生半價，買到半價票但卻沒有座位號。春節後返京，這種情況更嚴重，整個車廂裡人擠人，想蹲下去的空間都沒有，而八九夏天北京處於戒嚴狀態，車票並不緊張，合肥站售票時故意不售座位號，部分票號分離，將座位號私售給票販子牟利。
風聲鶴唳中仍有溫暖
當票販子向我以五元錢出售座位號時，便衣糾察人員立即出現，抓了個「現行」，這都是他們自編自演的套路。所謂的糾察人員不過是鐵路系統職工子弟，與後來的城管一樣，並無公職人員編制，卻能行使警察一樣的職能。他們抓到我之後，得意洋洋地高聲大笑：「又抓到一個大學生」，這句話的背後，既可能是他們曾在火車站抓到了中共通緝的學生，或者他們在電視上看到學生領袖被抓捕的鏡頭（學生領袖王丹也曾在安徽親友處短暫隱居，六月底返京，7月2日被捕）。
他們寬待票販子，對我卻如同罪犯一樣，押著我進入車站廣場一處臨時辦公室，審問，搜身，辦公室坐班的一位女士搜查我的手提包。這時我緊張極了，因為我的手包裡有一卷從北京帶回的傳單！就在我緊張至極之時，這位女士高聲問我：你是研究生？我說是。她立即對兩位糾察人員說，別搜了。
罰了我了十元錢，就放我走了。也許是這位女士對學生還有一份同情，也許是我的研究生證上有帶有中國字樣，當時國家級研究機構的研究生並不多見，所以得以寬待，但街頭混混一樣的小年輕人，只會把抓人罰款當樂趣。
直到春節回家時，我才知道，我妹妹在我包裡發現了傳單，就放進竈爐燒掉了，如果沒有燒掉，被糾察人員發現，後果又將如何？
來自外地的「舉報信」
火車進入北京城區時的場景至今難忘，鐵路沿線均有軍人持槍站崗，感覺是進入到「敵占區」。整個城市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摧殘，人們的臉上多是落寞的神情。
當時院內傳聞一位研究生到院保衛處舉報的事情，因為有幾位碩士、博士在六月四號當日及後來幾天持續到廣場周邊呼喊口號（罵戒嚴軍人是法西斯），保衛處長是同情與支持民運的，他警告這位舉報者：你能拿出證據嗎？否則你就是誣告。
文化部與中國藝術研究院在當時形成了一種自我保護氛圍，既基於道義良知，也基於單位共同體的安全，一旦互相舉報揭發，大量的人都可能被牽連進去，
但外地對我院學者的舉報卻無法規避。
音樂研究所研究員田先生在上海音樂學院的一次講演，同情學生，揭露了中共在學潮過程中的欺騙與暴行，被當地向上級舉報，國安人員對他直接拘捕，單位與保衛處擔保說情亦無用。
文藝專業青年學者萬先生，學潮期間將隨身攜帶的傳單在武漢大學一次研討會上傳播，被舉報，這封加蓋「武漢大學」紅色公章的舉報信，我「有幸」親眼見證到，用的是公函信紙，正楷手寫，一頁紙的內容完整的舉報了萬先生在什麽時間、地點，傳播了怎樣的宣傳材料，要求有關部門查處。舉報信之所以出現在研究所辦公室，是院有關部門故意而為，只是想告訴當事人，這不是單位的原因，而是迫於舉報與上級追究。
命運被舉報改變
田先生不僅在音樂學研究上有成就，在佛教音樂研究上也卓有建樹，並因此與趙樸初（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先生有交誼，當家人去探監時，將他每天在監獄裡吃的窩窩頭帶出，並轉交給了樸初老，讓外界知道了他在監牢裡受的非人待遇，樸初老參與的營救應該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田先生重獲自由，後來恢復了研究員身份。
年輕的才俊萬先生沒那麽幸運，在大學時代他就寫過重要學術論文在國家核心級學術刊物上發表，畢業後因此進入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為專業研究人員，儘管他反共「無近刑」，數年時間卻一直被有關部門定期查審，在指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坐上國保的車，去做交待或寫反省檢查，飽受屈辱與精神折磨，最後的結果居然是由單位強行要求他限期離職，只能到社會上擺攤謀生。這時正是他結婚成家生子的艱難時期，他的生存狀態之不易，可想而知。（待續）
延伸閱讀
→吳祚來自述27 八九年六四之後的那些日子
→吳祚來自述28 「八九六四」之後的主流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