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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左右，在看完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之後，劉蘇裏、陳小平說是要商議下一步的行動，我說我自昨天中午帶領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至今已經一天一夜沒有闔眼了，實在太睏倦了，需要先睡一覺，有什麼事情留待明天再商議吧。劉蘇裏、陳小平同意讓我先去睡覺，他們倆先聊一聊。
6月5日早上我起床後，劉蘇裏、陳小平給了我一份他們倆已經署名的聲明文稿，說是昨晚他倆經過商議後起草的，現在徵求我的意見。我記得這份聲明文稿的大概內容是：自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以後所爆發的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參與者始終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在這場運動期間北京沒有發生任何動亂，更沒有發生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所採取的武力清場行動，是對和平請願民眾和學生的血腥屠殺；為了表示對北京屠殺事件的強烈抗議，我們宣布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黨。
劉蘇裏、陳小平是中共黨員，而我不是中共黨員。劉蘇裏、陳小平對我說，如果你沒有不同意見，請考慮在這份聲明文稿上署名。準備立即公開發布這份聲明文稿，在北京等待被捕入獄，然後進行法庭鬥爭。我表示反對，理由有二；其一，解放軍戒嚴部隊都已經大開殺戒了，不可能還有法庭鬥爭的機會；其二，根據以外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在運動初期處罰會比較嚴厲，我們應該先躲過風頭再說。我的反對態度非常堅決，情緒也有些激動，說著說著就隨手將聲明文稿撕毀了。當時，劉蘇裏、陳小平也沒有堅持原來的想法。就在這個時候，徐征來了，聽了情況介紹以後，明確表示同意我的意見，認為在北京發生了屠殺事件以後，一旦被捕入獄，人身安全都將無法保障。
在達成逃離北京的共識之後，我們開始討論逃亡去處。我問劉蘇裏、陳小平是否有可靠而安全的去處，劉蘇裏、陳小平都回答說沒有。於是，我提議一起去我的家鄉溫州，我說我熟悉溫州的人文地理環境，也有相當的社會關係。劉蘇裏、陳小平表示同意。我們當然知道三個人結伴逃亡，目標顯著，風險較大，但當時沒有別的選擇。劉蘇裏、陳小平都是在十六、七歲高中畢業時就考上了大學，從學校到學校，在家鄉沒有工作經歷和相當的社會關係。而我在高中畢業後曾經在溫州老家下鄉插隊，擔任鄉村教師，後來又進入公安邊防部隊，在平陽縣公安局邊防股任職。
此後不久，劉蘇裏接到了王軍濤通過傳呼機（又稱BB機）傳來的簡訊，詢問我們的下落，目前是否安全，希望盡速聯絡。當年沒有手機，傳呼機也是稀罕物，因為劉蘇裏擔任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聯絡部部長，所以配置了一部傳呼機。我們決定由劉蘇裏立即前往與王軍濤會面，通報我們的情況和決定。當時王軍濤臨時躲藏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員馬曉琳的家中，位於北太平莊的中國政法大學教工宿舍區，距離我們的臨時躲避處不遠。為了防範途中遭遇軍警的盤查，劉蘇裏特意做了一些化妝，還戴了一頂大草帽，騎著自行車去與王軍濤會面。
大約兩個小時左右，劉蘇裏就回來了，向我和陳小平介紹了與王軍濤會面交談的情況，大致內容有：一、在北京發生屠殺事件之後，中共當局緊接著會展開大規模的追捕行動，局勢必將進一步惡化，八九民運的重要參與者應該盡快逃離北京，躲避追捕。二、王軍濤正在想方設法緊急聯絡他所熟悉的八九民運重要參與者，基本上都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成員，如果這些八九民運重要參與者在躲避追捕時有什麼需求，他會盡量提供幫助。三、王軍濤詢問我們是否需要提供幫助，劉蘇裏回答說不需要，我們已經決定一起前往溫州躲避追捕。四、王軍濤告訴劉蘇裏，陳子明和他都決定在中國國內躲避追捕，不會逃亡國外。
王軍濤的仗義行為讓我和劉蘇裏、陳小平深為感動，他無疑是中共當局追捕的首要人物，處境比我們更危險，但是他沒有自行搶先逃離北京，而是千方百計聯絡同道，關注同道的安危，給有需求的同道提供幫助。王軍濤在一一確定同道逃離北京以後，才帶著學生領袖王丹和知識界領袖包遵信一起逃離北京。王丹在中國公安部公開發布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令中名列第一，王軍濤和包遵信則名列中國公安部一份內部發布的七名「幕後黑手」通緝令中，其他五名「幕後黑手」是嚴家其、陳一咨、萬潤南、陳子明、蘇曉康。
多年後我了解到，陳子明、王軍濤給一些八九民運重要參與者在躲避追捕時提供的一項幫助，就是提供假的身份證明——北京人才交流與評價中心的工作證和介紹信，因為在當年的中國，住宿的時候需要出示工作證和介紹信之類的身份證明。北京人才交流與評價中心的創辦者和負責人謝小慶是陳子明、王軍濤的好朋友，也是長期合作者。因為給一些八九民運重要參與者提供工作證和介紹信，北京人才交流與評價中心被中共當局勒令關閉，謝小慶也遭到拘押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