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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夏天，我六歲多，坐在門前樹蔭下的涼床上，看到一位老師正從村莊經過，後面跟著一串村子裡的小夥伴們，老師邊走邊喊：要開學了，孩子們可以去上學了，後面的小夥伴們高高興興的跟著叫喊。我對著院子裡的媽媽說：我也要去上學。
媽媽沒有讓我當年上學，而是在第二年上學。
1970年上小學，「復課鬧革命」已有二三年時間，鄉村學校基本恢復正常，在我上學時，已有六七名村裡的孩子讀到初中或進入到高中，說明當時我們（安徽省）懷寧的教育受文革的影響並不大。文革中對老師進行迫害的慘烈事件多在城市發生，特別是北京這樣的政治中心，而在尊師重教的鄉村，仍然保持著對老師與長者應有的尊重。
我們生產大隊約三千人口左右，有一所小學，一個人民公社一所初級中學，三個人民公社一所高中，高中恢復招生一般是1971年開始的，按照這樣的學校設置，當時能夠上初中與高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很多的村莊兒童無法進入初高中學習。
1969-1970年正好是入學高峰，因為1958-1961年中共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大饑荒，婦女們基本都絕經絕育了，六二六三年之後，恢復正常生產生活，出現生育高峰，我們小小的村莊，在不同年級同時上學的就有十人左右，男女孩均上學，但女孩子上學到三年級就會減少一半，到五年級又會減少一半，能升入初中高中的非常少。中共宣傳男女平等，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並不能保障男童女童平等的上學。
小學與老師
我們小學像個四合院，瓦頂、土坯墻，有五個教室，每個年級一個教室，一般三十人左右，老師有七八名，美國的小學基本是一名老師負責一個班級的所有課目，而中國小學數學老師與語文老師是分開的，畫畫或唱歌、體育課則由這些老師兼任。
老師來源：有從上海下放到地方的、右派復職的、農村知識青年被聘用（「赤腳」教師），還有就是原有的正式老師或校長。
記憶中，小學老師們沒有積極引導我們熱愛領袖、搞鬥爭，相反，他們應該對文革暴力忌憚不已，因為學生們被發動起來，停課或復課鬧革命，鬥爭的對象只會是老師。所以在我的小學時代，沒有看到那種狂熱或真誠崇拜黨和領袖的老師。
其中一位劉姓老師的兒子十多歲時，一次放學路上，前面的同學在地上寫兩個大字「打倒」，他在後面寫上「毛主席」，這事在小朋友之間是笑料，但卻引起上級重視，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成為一名少年政治犯。
由於我們當地有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而年長一些的老師或右派復職的老師接受的多是民國時期的教育，所以即便在文革之時，他們都是盡職盡責的教學，既沒有因為處文革時代，所以上課盡上政治口號，也沒有因「復課鬧革命」而不重視學生的讀書識字。
一年級時的蔣老師是上海下放的女教師（我的一位同桌女生，也是上海下放家庭的孩子），她像個慈母一樣對待我們，教學與考試都是嚴格按照文革前的方式進行，二年級的時侯一位石老師更是嚴厲，對作業與背誦文章進行檢查，不合格的同學受到「打掌心」的懲罰，儘管我沒有挨打過，但那種「恐怖」氣氛還是令我膽顫心驚。當我回家告訴父親，有這麽一位嚴厲的老師，父親只是一笑置之：說自己當年上小學時也是這樣，先生有誡尺，就是用來打學生手掌的。
「文革」在哪裡？
無論我的村莊還是我的小學，我總體感覺是，村民與老師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把「文革」當文革，瘋狂的政治運動在這裡雲淡風輕，人與人之間相安無事。
文革的存在，有些是內容性質的存在，無法規避，有些只是一種形式，並沒有人當真。「文革」它存在於課本裡，是一種內容性質的存在，也存在於重大活動與紀念日裡，以及每天的上課儀禮中，則屬於一種形式。
課本：小學第一課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然後就是「毛XX萬歲」、「向雷鋒同志學習」，還有「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樣的政治口號，盡管小學沒有政治教材，語文課本裡充斥的多是這類政治洗腦內容。
重大活動：可能是上級統一安排，三年級時有過一次政治遊行活動，同時有學生合唱與表演，在一些村莊中串連進行，還有過一次參加區級紅色文藝匯演活動，有兩次清明節去為烈士掃墓，但記憶中沒有參加過鬥地主或批鬥「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活動，只有過一次作文與批判地主剝削有關。由此可見，整個小學五年時間，用於「文革」政治類的活動並不多，只是課外文藝活動的政治化而已。
上課儀禮：上學第一課，第一件事情，是老師進入教室時，班長喊「起立，向毛XX致敬禮」，然後喊「坐下」，一年級開始我一直當班長，每天如此，至今我也不明白，這樣的政治儀禮是如何形成的。檢索網路上同代人的回憶，只有一則相關的內容：「九一三事件」後，學校風氣發生了變化，清早一上課，「一敬二祝」改為「一敬」，向毛主席畫像敬禮。（保山日報《城隍廟裡出秀才》）也就是說，全國各地不太一樣，林彪事件之前對毛畫像敬禮的儀禮規格更高，事件之後則有所簡化，但並沒有結束。
延伸閱讀
→吳祚來自述 29「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上）
→吳祚來自述 30「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