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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運從來沒有缺少女性身影，甚至女工可以被稱為抗爭的主體，更不乏女性工運領導者和組織者。但是工運中女性主體往往被忽略，女性在抗爭中的作用被貶低。本文試以改革開放後中國工運兩大主要軸線——國企工人抗爭和東部沿海私企產業工人抗爭為例，呈現女工在抗爭中的主體位置。
改革開放造成國企私有化和東部沿海私人加工製造業興起，中國工運沿著兩個脈絡展開，一方面國企下崗工人反對私有化，另一方面加工製造業工人為工資和改善生產生活條件而抗爭。國企私有化裁員，女工首當其衝。早在1987年，國營部門出現第一輪萎縮時，被辭退的工人中有64%為女性，女性被鼓勵回歸家庭，社會菁英聲稱生育令女性喪失生產力，為女性就業製造障礙。在私營部門，因為認為女性性情軟弱便於管理，比男性更能適應流水線工作，東南沿海加工製造業大比例招收女工，使女工成為被私營企業壓榨的主要對象。國企私企的這些狀況，導致女工不得不走上抗爭之路。
國企女工抗爭方面，以2000年鄭州造紙廠工人罷工為例，這場抗爭是少數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反私有化抗爭。鄭州造紙廠建於1958年，原有職工1100多人。1995年實行政策性停產，職工集體下崗。從1995年到1997年，職工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即使過年獎勵金被剋扣，工人都沒有提出任何要求。1995年新任廠長揮霍工廠設備租賃獲得的資金，1998年到1999年，兼併鄭州造紙廠的豐華公司低價變賣造紙廠車間國有資產，原廠長當上豐華公司老闆，卻不兌現工人返崗、補發拖欠工資的承諾。工人在被步步逼退的情況下，不得不組織起來反抗。
劉玉蕊早在1993年就離開工廠，此後她自己開企業、辦書店，效益不錯。因為劉玉蕊能力強在工人中有口碑，從1995年至1999年，工人們一直請她回到工廠參與抗爭。2000年6月，工人在歷經一年多上訪無果之後，集體把豐華公司趕出工廠，與政府和豐華公司僵持2個月。8月8日，政府動用五百警察進入工廠抓人，劉玉蕊和其他工人守在辦公樓門前，試圖守住豐華公司留下的罪證資料。警察暴力將劉玉蕊等人抓走。後劉玉蕊因為遇到在公安局工作熟人的關係被私下放走，她又回到工廠。她和另一位工人耿愛榮偷偷藏起工廠土地證不被廠方奪走，被警方以「盜竊工廠土地證」為由列入黑名單。她們在壓力之下堅持了半年，最終保護了工人財產。工人和警察僵持著，直至9月12日，在市政府干預下，工廠重新選舉職工代表，新選舉的工會委員會包括劉玉蕊在內至少有六名女工。之後，工會繼組織救援被捕工人，持續上訪。2002年元旦，劉玉蕊和其他工會委員與政府及豐華公司達成協議，造紙廠由政府委託工會代管。工人們想恢復工廠為國有，但是在政府的壓力下被迫成立公司，劉玉蕊被選為新的企業工會主席。工人們階段性守住集體財產。
沿海私企抗爭方面，1993年3月9日至5月23日，短短75天內，珠海共10家三資企業，先後發生12宗罷工事件，直接參與罷工的共有7263人次。2004年至2006年，更是東南沿海工廠密集爆發工潮的時期。在整體男性就業市場好於女性的情況下，沿海私企製造業卻呈現相反現象，企業普遍傾向招女工。以廣東東莞為例，作為外來人口流入的大市，2021年東莞成為人口性別比（男性/女性）最高的城市，超過130。而在如此男多女少的情況下，有研究指出，在東莞的餘元鞋廠，約4萬2千人中男女比約3:7。如此可見，沿海私企抗爭中女工的參與比例不低。私企女工抗爭方面，以深圳某生產汽車配件、家用電器的港資廠為例。和大部分製造業廠商一樣，該工廠以女工為主，男工極少，工人大多20歲左右。2007年7月該工廠發生罷工。起因是工作過程中，一個女孩把手中的半製品扔掉，把手套也脫下來扔掉，其他女工受到鼓動，陸續走出車間。隨著抗爭的發展，女工們上國道堵路，前面的女工手拉手站在前面，後面的就跟著站在後面。罷工第二天，廠方報復性開除了一名女工。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惡化，近幾年工人和女工的抗爭已經陷入沉寂期。
工運的敘事中，女工的性別身分常常被淹沒在工人這一身分之中，但是性別對於女工來說並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女性作為工人，遭受階級和性別的雙重壓迫，而看到工運中的女性位置，是認識她們處境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