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與烏克蘭民族運動—烏俄戰爭期間在「莫羅佐夫」 - 新聞

「莫羅佐夫」咖啡店-流亡神戶的白俄與烏克蘭僑民

「莫羅佐夫（Morozoff）」咖啡店，是我的打卡景點之一。本店在神戶。每有朋自遠方來，必當「帶路黨」，不亦樂乎其手工打磨咖啡和現烤的華夫餅。此外，蘋果巧克力、奶油布丁和草莓冰淇淋，也口感很好。

店名「莫羅佐夫」源於白俄實業世家費奧多爾·德米特里耶維奇·莫羅佐夫（1880-1971，以下簡稱「老莫」）。

蘇俄十月革命後，老莫拖家帶眷逃至哈爾濱，打算一邊經商，一邊支援白軍對抗布爾什維克。但這個計劃並不順利。遂舉家遷徙西雅圖謀生。

一年之後的1924年，中蘇之間簽訂了一系列協定。蘇維埃撤換了實際掌控中東鐵路的白俄人。既不願意加入蘇聯國籍，又不願意加入中國國籍的白俄，紛紛逃至上海或國外，哈爾濱的俄僑人數劇減。

同年，在西雅圖做買賣亦不如意的老莫，轉而流亡神戶。

神戶自明治維新起成為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引進西洋文明，風氣時尚，胃袋和洋兼蓄。

老莫看準了西式甜品在神戶的商機，開始經銷以巧克力為主的「洋果子」買賣，並聘請白俄職人在神戶開了「Confectionery F· MOROZOFF」糖果店。情人節送巧克力的源頭，來自老莫一家的點子。

老莫打算大鵬展翅，尋找投資人，經神戶商工會議所介紹，木材商葛野友槌成了老莫的合夥人。但雙方合作並不愉快，經過法庭調停，葛野友槌使用「莫羅佐夫」這個商號，但一切權益將不屬於老莫。老莫父子咽不下這口惡氣，無奈時局勢險惡，日德之間簽訂了防共條約，盡管老莫這樣的流亡白俄是蘇維埃的死敵，但此時，日本人分不清白俄與蘇俄的區別，在大日本帝國寄人籬下，不能任性。

老莫一家另起爐灶，開了一家小規模的糖果店。

流亡的白俄商人莫洛佐夫在神戶創辦「莫羅佐夫」西式點心和咖啡店。（網圖／本文作者提供）

戰後，老莫家族經營紅茶買賣，兒子小莫（瓦倫丁·莫羅佐夫）則開了一間「コスモポリタン糖果」。2006年倒閉，此為後話。

小莫娶了流亡烏克蘭人塔拉什珂（1880-1981，以下簡稱「老塔」）的女兒為妻。

故事終於跟烏克蘭扯上了半毛錢的關係。

滿洲國（1932-1945）的烏克蘭人辦了一份母語周刊報《滿洲通信》（1932-1937）。小莫的岳父，老塔的商社是《滿洲通信》最大的廣告商。

滿洲與烏克蘭民族運動

早在日俄戰爭之前的1902年，日本曾在「黑海明珠」的奧德薩開設領事館。日俄戰爭以及日蘇尚未建交時期，領事館基本關門，但卻一直存續到1934年。

1918年到1922年，日本作為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協助白軍對抗布爾什維克時期，烏克蘭哥薩克兵團協助日軍，包圍紅軍遊擊隊。

日本的目的包括試圖分離出西伯利亞作為緩衝地帶，而烏克蘭則出於民族運動和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抗。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之後，大約有兩百多烏克蘭人被扣上「日奸」和「民族分離主義者」之罪名遭到「大肅清」。

蘇俄革命勝利之後，估計兩百萬白俄流亡世界各地，哈爾濱成為白俄流亡者的「僑都」。

日本真正在國際局勢和政治軍事要塞的視點上重視烏克蘭，始於二戰期間德蘇開戰前後。
滿洲國外交部的資料中詳細記載了歐洲、遠東蘇聯以及滿洲的烏克蘭運動以及土地、農業、工業以及社會政治狀況。在《滿洲的烏克蘭人》中，記載了烏克蘭人的社會地位、政治傾向和居留民會設立的問題。

大約有七萬白俄人與一萬五千多烏克蘭人流亡在滿洲。

以「五族協和」為理想的滿洲國在建國初期的幾年，對烏克蘭人採取懷柔政策，不僅歸還了中國政府沒收的烏克蘭人建築物，甚至租借烏克蘭人的俱樂部辦日本女子學校，允許他們辦烏克蘭語的報紙，允許組織民族團體，三十年代，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 ）在政治與軍事方面與日本都有接觸。

無疑，日本出於對遠東地區反蘇勢力的興趣與支持。而烏克蘭民族運動則以既不屬於蘇聯、又不屬於中國的滿洲作為理想的民族運動基地。「OUN」甚至在哈爾濱招兵買馬，成立青年組織。

據《滿洲的烏克蘭人》記載，流亡哈爾濱的烏克蘭人在「政治上」分作兩大相反的陣營。一方自稱俄羅斯人，以說烏克蘭語為恥。另一方自稱烏克蘭人，或者小俄羅斯人。儘管他們說俄語，但具有烏克蘭民族自覺性和文化意識。

這兩方的共同點是期待帝政俄羅斯的復興，因此統統被稱作「帝俄復興派」。

1935年，哈爾濱成立「烏克蘭居留民會」時，招待方特邀烏克蘭人各民族團體的三百人作為代表出席成立大會，卻只有一百多人來前來捧場。

這是為什麼呢？

該會的宗旨雖然打出「維護滿洲國領土內烏克蘭移民的民族、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權利，為烏克蘭人謀幸福。普及亞細亞民族對烏克蘭國家的永久存在的理想，保護和發展世界文化及文明」，但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看來，不痛不癢，且保護的是既得利益者，於是他們又加上了「支持在歐洲成立獨立國烏克蘭的思想與方式，與侵略烏克蘭的共產主義政權及其思想全力鬥爭」等幾條誓約，「烏克蘭居留民會」的宗旨反映了獨立派的思想。

從只有三分之一的出席者可以看出，哈爾濱的烏克蘭人社會存在較深的裂痕。

日中戰爭爆發後，日本的外交政策發生變化，原來對烏克蘭抱寬容態度的北川鹿藏等人離開滿洲。

至此，日本對滿洲以及中國內地的烏克蘭民族運動採取高壓政策。尤其是日本與流亡的白俄極右君主制主義者以及蘇俄聯手之後，利用烏克蘭民族運動反蘇、亂蘇已經失去價值。

面向烏克蘭讀者的《滿洲通信》本身是一份具有獨特的民族意識的交流週報，1937年遭致停刊。

日烏兩國交流史的研究者岡部芳彥教授通過對《滿洲通信》廣告的研究，進而研究哈爾濱的烏克蘭人社會與商業活動的結果，「烏克蘭居留民會」刊載廣告的主要意圖在於支持民族語言的唯一週報，弘揚民族自覺意識。其它部分廣告的商標設計也令人聯想起烏克蘭國旗。但最大的廣告商是老塔商會的俄語廣告。

據滿洲國外交部的資料記載，老塔的烏克蘭民族意識並不強烈，他只是一位普通商人。他與哈爾濱的烏克蘭人社會內部對立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

老塔中斷廣告的原因也可能是去大連尋找商機，但也可能他有意疏遠具有民族意識的《滿洲通信》。不管怎麼說，老塔的商社在《滿洲通信》上連續刊登廣告這一事實的本身，也許說明他內心還是有一個烏克蘭人意識的角落。

岡部芳彥教授認為《滿洲通信》的停刊，「烏克蘭的主張和日常點滴不能傳遞信息的結果，使得遠離祖國的遠東之地，包括曾經得到過日本支持的烏克蘭民族運動，在歷史的夾縫中被遺忘」。

老莫和老塔，這一對流亡親家，埋在神戶市立外國人公墓

蘇聯對日宣戰之後，滿洲的部分烏克蘭人經由上海或日本流亡美利堅等國。

日俄戰爭期間的老塔是一名炮兵下級士官，旅順戰役被日軍俘虜之後，關押在大阪府堺市的俘虜收容所。釋放回國後經商，常常到遠東各地以及滿洲、上海跑單幫。同親家老莫一樣，蘇俄革命之後流亡哈爾濱。老塔有日本生活的經驗，於是常常跑到日本尋找商機。

老塔離開哈爾濱之後去了大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