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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禍的第三個晚春，烏克蘭頑強抵抗俄國侵略戰爭持續兩個月之際，筆者日行千里，專程去東京藝術劇場觀看了舞台劇《5月35日》的最後一場公演。
《5月35日》已連續五天公演了七場，每場席無虛坐。筆者旁邊的一位年輕的日本女子從頭哭到尾。
「5月35日」，是1989年 「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隱語。快三十三年了，中共僅用「政治風波」一筆帶過這段震撼世界的流血史。
如劉曉波在《六四，一座墳墓》中寫的：
「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閉，所有的眼淚都被監控，所有的鮮花都被跟蹤，所有的記憶都被清洗，所有的墓碑都是空白」。
2016年，四川的幾位有心人，自製一款白酒，取名「銘記八酒六四」，定價人民幣89·64元，當局「明鏡高懸」，定罪「顛覆國家政權案」。那時，香港尚未制定《國安法》，「支聯會」舉辦集會，全力聲援，喊話當局釋放無罪者。
1989年五月，香港兩百萬市民聲援天安門學生的大遊行中創設的「支聯會」，曾幫助數百名六四流亡者逃脫當局清算的魔爪，三十多年來，每年在維園舉辦燭光紀念會，創設「六四紀念館」 。而今，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已有名無實，「支聯會」以及泛民組織都被迫解散，核心成員仍繫監獄。
《5月35日》原創為香港的劇作家莊梅岩，故事講的是北京一對老夫婦，唯一的兒子捷捷死難於天安門屠殺。身患重病、深知來日可數的老夫婦，下決心要去衝破這條不正常的底線，打算去天安門廣場點一支蠟燭，正大光明地追悼兒子。當監控他們的「國保」上門要帶走丈夫去「外地旅遊」時，丈夫從後門逃走，要去實現老妻的心願。此時，警笛聲響成一片。
最後，兒子捷捷和天安門事件的死難者，以白衣亡魂在舞台出現，圍繞在從輪椅上站立起來的老母親，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5月35日」，不是歷史，而是當下。
這部曾榮獲等五個獎項的舞台劇，如今在香港已無法公演。
日文介紹手冊上，有莊梅岩於2019年公演和2020年《國安法》公佈前，線上公演時給觀眾的《寄語》，但這次日本公演，卻沒有一句話。
在莊梅岩的臉書上看到她說「三十多年後連轉發幾張日本《5月35日》團隊的劇照都有點猶豫」。對日本的戲劇同業者的感謝也「思前想後」。但在開幕的當天，劇場有她的大花籃：祝《5月35日》御公演成功，我的心，與大家在一起，太多的感謝。
日語劇本由劇作家石原燃創作並參與翻譯。她的戲劇《福爾摩沙》曾獲劇團大阪創立四十週年戲曲大獎，小說《踢赤沙》入圍第163屆芥川文學獎。
該劇的製作兼天安門死難者父親的演員，是大阪藝術大學舞台藝術系林次樹教授。他表示，還沒看到石原燃的劇本，只聽她聊起內容，就已決心公演這部舞台劇。
日本著名的演員竹下景子出演喪子母親。
舞台劇中老夫婦的兒子捷捷，令我想起高中生蔣捷連。
2011年盛夏八月，余杰夫婦來到筆者泊宿的新橋飯店。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期間，余杰遭到「國保」們的酷刑。他指著飯店後面的醫院告訴我，當昌平醫院已經束手無策時，他被秘密轉移到這所北京市內醫院。「國保」在他的耳邊威脅他：「如果你敢呼救，我們就把你身上的管子全部拔掉，你就去死吧」。
看著余杰那張架著眼鏡的圓圓臉，常人難以想像。
余杰的罪名之一是寫《劉曉波傳》。他從書包裡珍重地拿出一疊厚厚的打印稿。這本書的日文版，2018年由集廣舍出版。
余杰夫婦帶我們去拜訪了丁子霖、蔣培坤老師。
丁、蔣老師的兒子，在木樨地附近被軍隊槍殺蔣捷連，永恆的十七歲，就在墻壁上。雙眼如一泓清藍的水，望著塵世的殘垣斷壁，望著戀戀不捨的父母。
「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傾聽墳墓的訴說。」
看著白髮蒼蒼、面容憔悴兩位老師，我什麼也說不出。送給兩位老師請日本手工職人製作的一對漆筷，上面刻有「蔣捷連」拉丁字縮寫；敬贈幾本日文書作紀念。丁·蔣二位老師合著的《尋訪天安門的死難者》（文藝春秋）；《「我沒有敵人的思想》（藤原書店），收錄了丁老師的《我們與曉波的相知、相識和相交》的拙譯；《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藤原書店）。
丁老師說，按照無錫老家的習慣，每年在清明節和兒子的生日和死難日，他們都會在遺像前擺出兒子生前喜歡吃的幾品菜，祭奠兒子。以後就用這雙筷子給兒子夾菜。
話題中最多的還是獄中的劉曉波和軟禁中的劉霞。劉霞的 「醜娃娃」系列之一：無數燭光的驚悚黑白攝影作品就掛在蔣捷連的照片旁邊。
那也是余杰夫婦最後一次見到丁、蔣二位老師，2012年元月，余杰流亡美國，蔣老師於2015年去世，他已在另外一個世界見到他心愛的兒子。
嚴密監控下的丁老師和天安門母親群體，已經很難發出聲音。
麻生兄貴夫婦帶來了集廣舍贈送的三本日文版的《劉曉波傳》，淳子帶來了《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和《「我沒有敵人」的思想》，還有《11封信—關於劉曉波的至情書簡》。
在劉曉波生前有過交集的我們幾位朋友，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多次在這些書中，在紀念會上「相遇」。
麻生兄貴是早在二十年前就關注中國市民社會；《11封信》是淳子的獨創，她長年研究中國社會與自由知識人、黨內改革派，結識劉曉波伉儷後，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權與自由的議題。這「11封信」，是她模仿劉曉波的口吻寫下給學生、老人、士兵、基督徒、詩人、律師、記者、歌手和愛人的11封信。
自2014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後，已經有十幾名日本公司職員，「中日友好人士」，包括在日華人學者被秘密拘捕。2019年，更有日本國立大學的教授突然在旅館帶走。
關注中國真正的問題，在自由民主的日本，已經成為「高危作業」，同樣必須自我檢討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因為一不小心，就可能踏入「地雷區」。輕則不允許入境，重則被「抓特務」。田野調查無法進行，學術生命遭到重創。如果還想在「盛世強國」分得一杯殘羹冷炙，那麼更是先要研透厚黑術和掌握「純藝術」、「純學術」的敏感線，成為中日通吃的贏家。
在日本，關注中國真正的問題，本來只有極少數的學者和市民團體。這次《5月35日》日本公演，表示藝術家將這些「敏感」的問題，帶入大眾社會層面進行思考。
公演結束後，我們共同簽名，將這些書籍贈送給《5月35日》演出劇團。
我曾在淳子的《11封信》的中文《翻譯後記》中寫道：
謝謝你。同我們一起，在泥濘的路上，吹同樣的風，淋同樣的雨，謝謝，與我們在這時「一期一會」，我們更懂得鄰人的意義，朋友的意義。
謝謝日本的藝術家們，分擔我們的苦楚和眼淚，還有，你們的悲憫、良知、勇氣、和對普世價值的堅守。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很多粒來（約12:24）。
《5月35日》日本公演，表示藝術家將這些「敏感」的問題，帶入大眾社會層面進行思考。（翻攝／本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