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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篇)
3. 官僚政治網格化管理和利用高科技清零的常態化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疫情最初的一個月，中共官僚制度以維穩和繼續一帶一路擴張作為優先事項，將疫情作為負面信息過濾。公安部門和醫院黨組織系統性壓制有關疫情的信息傳播，前線醫生戴口罩也被禁止，導致了最初兩個月新冠感染人數在境內外呈現指數增長。
2020年一月底，中共為應付疫情危機成立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將疫情防控與社會控制一體化，以出現新冠感染者的數量作為封城的主要依據，同時強化控制境內流動，基本將境外人士拒之門外。2021年下半年，感染率再次上升後，中共以「動態清零」或「社會面清零」對付新冠病毒的變異，以缺乏獨立檢驗和質證的數據標定隔離管控場所或者閉環管理場所如方艙醫院和社區的集中隔離。「武漢微鄰里」等監控體系每天上報個人健康情況，強制實施的健康碼、行程碼，核酸報告成為馴化順民的機制，官僚體系以此為由事先應對管理「突發事件」。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和「武漢微社區」等作為網格化和大數據結合更新了部分官僚機制並與新的機制組合，對城鄉維穩機制進行細化和升級，以此發展了更嚴密的自上而下控制社會的機制。從片長、樓長到戶長制（十戶長）和治安員，輔助使用機器人和無人機識別症狀、監測疾病和追蹤受感染的人，並執行隔離措施。電子哨兵與演算法結合，中共官僚機制可以更全面滲透社會和家庭。以提供食品、醫療用品、監控感染狀況或心理諮詢為由，以此收集敏感的個人資訊，實施「地毯式管理」的頻繁檢測，使用互聯網和官僚機構結合，將醫療、精神輔導 、以科學名義指導以及物質供應的數位防疫，升級對物理空間的監控 ，形成了大數據的維穩機制，強化了維穩網格化的官僚體系。
4. 結合緊密官僚機制愈發盲從，文過飾非檢查制度的欲蓋彌彰
中共官僚制度以控制社會作為主要目標，看似可以快速應對部分危機，調適與整合自上而下的組織結構，快速實施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組織的動員。但是這種緊密官僚機制的最大問題是盲目服從，過濾對專制不利的即時資訊，算計何時公佈資訊，從而導致預警系統失靈，造成不間斷的制度性災難。
在大躍進期間，嚴密控制個人流動的戶籍制度以及深入到工作單位和基層的黨政組織， 對最高指示盲從，有大量糧食庫存仍不允許開倉濟民，使大饑荒持續長達三年，底層饑民不能逃離，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中共政權一直缺乏合法性，系統掩蓋領導人製造災難的制度，導致了官僚機制奔命於應付越來越多的敏感期 。
2003年非典（SARS）爆發初期，當局壓制前線醫生的資訊，錯過了寶貴時間。雖然中共官僚機構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調動大量人員和資源動員，但是仍然導致感染約萬人，死亡超過800多人。
在SARS疫情過後，中共衛生部門通過了《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資訊報告管理辦法》，建立了傳染病資訊報告管理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系統，及時的網路直報系統可以從村衛生所直達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所有相關防疫部門。但是這種預警機制不時失靈。中共衛生官僚系統已經在2019年12月初到當月底已經獲知新冠感染至少27例（當時通報名稱為 肺炎疫情）。但是缺乏獨立資訊處理和傳輸管道，所有主要資訊收集、處理和傳遞的管道都在當局的嚴格控制之下，官員和高級專業人員在中共官僚體系中為保證中共當前首要任務，全面和高效地無視疫情擴散的資訊，使疫情時至今日仍未結束。
5.中共官僚政治的人治和懲罰人民監督和批評是導致層出不窮人禍的主要原因
中共將它的抗疫模式作為與民主制度競爭優勢，宣傳專制制度的高效和全能。但是這種抗疫模式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以及參與決策和問責的權利。同時，中共官僚機制以民族主義轉移公眾對新冠病毒來源、當局應對措施和國產疫苗功效的關注，導致中國和其他相關國家的疫情時間加長，人禍接連不斷。當局強制清零措施包括封控導致非新冠死亡人數快速增加，遠遠超過新冠死亡人數 ，近期新疆伊寧封控措施死於饑餓或無法獲得藥物的人已經有十幾人，貴州為完成清零的 隔離大巴違反不能夜間駕駛的規定，車翻造成數十人死亡。
中共官僚政治近十年來的演變是利用高科技，以此建立集中營和動態清零，試圖建立防患於未然的官僚機制。但是，這種官僚政治的絕對服從，不惜一切代價執行最高層的指令，無視這些指令的荒謬甚至可能造成的災難，導致官僚預警機制失靈的常態化。 而懲罰人民監督和批評官員的權利，更是導致人禍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接連不斷出現的主要原因。
【延伸閱讀】
集中營與清零：中共官僚政治以及演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