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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疫情清零政策引發的慘況數不勝數，且一次又一次突破下線，引起國際關注。近期發生的「富士康事件」就是廠區為了清零，要求大批陽性患者去隔離，但是隔離期間無力保證飲食、藥品供應，導致園區、隔離點大家哄搶食物，甚至傳出「726」房間死人。困難的處境，讓很多員工寧願不要高額補貼，也要步行返鄉。網絡上流傳一位女士，掛在油罐車外面上了高速路，冒著這麼大風險也要逃離，實在讓人震驚，難道留在富士康園區比這更危險嗎？
近期的另一慘劇，就是呼和浩特市一女子在封控中，因為焦慮症引發自殺傾向，最終跳樓身亡。在她情緒失控期間，她的女兒多次和物業聯繫，物業給的方案只是打120（急救電話），而死者大女兒打了120以後，急救中心人員的答覆是：該女子不是急危重症患者。並要求和患者身邊的親屬聯繫。最後在各方人員缺乏經驗和責任感的處理之下，該女子從12樓縱身一躍，結束了生命。
本次呼和浩特事件爆發以來，官方罕見出面回應，沒有靜待風頭過去。而官方理清的時間線看似公允，實則避重就輕、推脫責任。一開始就強調死者生前接受「焦慮症」的治療，是在說明死者的病情是促使她選擇自殺的重要原因。之後，官方又強調死者女兒沒有及時打急救電話、物業和社區工作人員沒有積極配合，要求大家吸取教訓。而對於網友一直質疑的，封控管理中心不按規定鎖單元門，只給了非常模棱兩可的解釋——單元門沒有被封鎖，只是在單元門之外安了一個隔離板，隔離板外確實是有人巡邏把守，目的是不允許該樓人員隨意出入。在官方的口中，政府的政策都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只是基層人員覺悟不高，在落實政策的時候缺乏經驗，所以好心辦了壞事。
呼和浩特事件爆發以來，官方罕見出面回應，卻避重就輕、推脫責任。（網路圖片）
今天早上，有一個國內的朋友問我，美國的疫情到底怎麼樣，他們在中國都快被關瘋了，想聽一聽關於疫情的真相，於是我解釋了到美國這一年來見到關於防疫的問題。去年剛來的時候，有某些場合會要求出示打疫苗的證明或短時間內的核酸陰性證明，比如小孩如果因為感冒向學校請假，就要求做一次核酸以後再返校；到後來就變成不管是感冒還是新冠，症狀消失2天後，不用任何證明就可以返校。
今年年初當地有一次疫情爆發，政府給每家每戶發放了自測試紙，大街小巷也有核酸檢測點，但測試主要是因為周圍親人有人確診，想看看自己情況如何，很少有場合要求出示核酸結果。而疫苗也是鼓勵性的，比如我當時就讀社區大學，針對打了兩劑疫苗的學生，會有250美元的補助。到現在，美國每天依然有確診者，但是「防疫」這件事已經結束，現在的確診如同普通感冒，可見「共存」已經成功。
然而，就這麼簡單的真相、這麼普通的生活，是中國人遙不可及的。中國抗疫失敗的根源在哪裡？在於抗疫本來是一個科學、醫學話題，最終卻變成政治問題。換個角度講，如果把中國現在的混亂看作「抗疫」，那一定是失敗的。但如果用「專制」、「鎮壓」、「一人專權」來形容現在的中國，那必定是成功的。
當國際社會不理解中國為什麼堅持清零搞得民不聊生的時候，習近平或許在想「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大躍進時期，欺上瞞下，最後飢荒遍地，死人無數；文革時期血流成河，人與人之間最後的信任也被破壞。然而，毛澤東的地位卻能穩固不動搖。不管是毛時代，還是清零時代，在很多案例中，人們只看到慘劇發生，以及身處慘劇中心的基層工作者。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人性經不起試驗，好的社會，應該是盡量抑制人性的惡、抒發人性的善。那究竟是谁一手打造了現在的社會呢？
專制社會最壞的一點就是無限放大了人性的惡。前天看見一個很貼切的形容：有些人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治癒；但有一個人的童年，需要用全國上下去治癒。意思是說，習近平在文革的環境下長大，作為官二代的他，即使沒有優秀的文憑和出色的能力，也順利進入官場工作，最後機緣巧合還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可悲的就是，他能走到現在只是因為官場鬥爭能力強，他也把他的特長適用於管理中國的過程中——鬥爭。
現在的中國社會和文革時期太像了。當時口號「反英超美」對應現在的民族主義；當時一個人有「思想問題」，全家都成分不好，現在是拿著抗疫為理由，一人中招，全樓隔離；當時有紅衛兵，現在有網格員。中國近來還要重建「供銷社」和「公共食堂」，這些都是文革時期計劃經濟不可或缺的項目。重返文革、重返計劃經濟或許對中國經濟、中國人民將帶來滅頂之災，在外人看來這就是加速滅亡，但毫無疑問，對於習本人來說，這卻鞏固了他個人的領導地位，或許這正是他所樂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