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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後的香港，似乎沒有任何公共空間去表達與政府論述相違背的言論，
即便轉發一條海外比賽官方播錯香港國歌為《願榮光歸香港》的影片；即便義士都已經離開了我們一年，他們還是被告違反國安法、義士個人私密的日記還是被國家機械拿出來公開鞭屍、示眾。這些事件本身我們都悲痛莫名，難以接受，我們或許會覺得香港現時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發表與政府主旋律相違背的意見或輿論，因為《香港國安法》這個在每個人心中的「小警總」很容易會左右我們的想法，甚至曾經聽過有人會説「香港現在表達逆風的意見例如舉白紙，其實會比在中國境內更危險」。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提出一些近日香港有關白紙運動的觀察，這一點我覺得有兩個層面的思考，第一個是所謂「危險」的問題，第二是「白紙行動」行動性質的問題。
白紙運動在香港
以筆者對於在香港的白紙運動發展情況的觀察來看，這個關於在香港比中國舉白紙「危險」的說法，如果不算香港法律制度以外的人為因素，似乎這個「危險性」與中國現在的情況來相比仍然是大有不同的，而且香港有關白紙行動的事後其實也沒有看到有任何拘捕的跡象，因此在「白紙行動」這一件事上面，其實行動者在香港的情況，危險沒有我們現在想像中的那麼嚴重。但我要重申，這個沒有那麼危險這個結論，也只是可以在「白紙行動」這個議題才合用。
香港這一兩年每當有新聞在台灣媒體上出現的話，基本上都與社會運動沒法脫離關係，這些新聞基本上都是一些關於中共政權在反送中運動被疫情原因強壓下來以後，馬不停蹄在這個時間以「法治」來進行政治清算的新聞，想像社會運動在現在的香港社會是極高風險的行動絕對是無可厚非的，亦是人之常情。但為何會說這個我們對於「危險」的看法在「白紙運動」在香港這個議題上是不太準確，除了客觀的檢控數字為０以外，我覺得更為核心的關鍵問題在於這些「議題」的性質。
筆者還是覺得這個危險性只是適合用在任何有關「香港本土價值」的議題之上，才會更加突顯這種我們想像中的危險性，即便在白紙運動早期的時候，香港政府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提到「白紙運動」有顏色革命的苗頭，但隨著中共官方正式對白紙運動提出的訴求作出回應，我們沒有看到中共本身以顏色革命來定性白紙運動，而「表錯情」的香港政府在之後亦沒有再提起相似的看法[1]，更有人指出香港明報在壓力之下把引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提到「白紙運動」有顏色革命的苗頭的新聞稿下架[2]，單方面收回言論，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白紙運動」在官方眼中其實仍然不是一個最危險的議題，因為訴求還是有地方可以回應。
但有關地方自治或者是中共眼中的所謂「分裂祖國」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香港只有社會運動本質與香港本位有關的行動，才會真正的符合我們有關香港「危險」的想像，而「白紙運動」的中國性質就恰好落於香港這個中共帝國的邊陲，成為社會運動得以蘊釀的灰色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