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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5月11日遭廣州市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8年，郭飛雄長達3萬字的法庭辯護詞，已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有網友直言，「這是一群罪犯審判正義人士」。中國維權人士朱承志說，11號早上開庭時，經過法院大門，只有警車、員警和穿便衣的國保，看不到一個老百姓；在美國的中國維權律師劉士輝則表示，「共匪的法庭越來越像流水作業的納粹毒氣室了」。
以下是郭飛雄2萬9千多字的法庭辯護詞全文上半部：
我的根本政治主張和人生價值哲學革命構想
這是我第三次坐牢。我被指控的罪名，由第一次的“非法出版”、第二次的“聚眾擾亂”，終於進展到第三次的“煽動顛覆”。可以預料的是，我也終將會被以“煽動顛覆”而判罪。 其間的節律進程，如同目前正在發生的大歷史一樣，步步切入深層結構的核心。
第一部分 對我的政治構罪純屬莫須有，違反了公序良俗
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指控我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其所提出的法律性事實依據是：我從2002年以來寫下的數十篇要求自由民主的文章，我在2020年創建了“世界憲政民主論壇”網站。 《起訴書》據此斷定我攻擊、詆毀中國政治制度，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首先，我必須聲明的是，從1986年12月第一次參加學潮直至今日，我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從來沒有改變過：在中國徹底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這是我的一切社會思想學術活動和政治活動原始的、根本的、終極的行為意圖。
前兩次，我實質是因我的政治活動而蒙受政治冤獄; 但在這第三次，我卻是因我二十年來的思想學術活動而被“算總賬”，被以“敵對勢力”的典型定位而被起訴。 的確，我所寫的文章和創建的網站的公開發佈與傳播，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正如眾所周知，我的這些思想學術活動，是在堂堂正正的履行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亦正如眾所周知、我的這些思想學術活動的客觀效果，是正面、積極、廣泛而有深度的傳播了普世價值理念，對包括民間和官方在內的一切嚮往真理的中國公民進行了人道人權啟蒙，對促進一代人主權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當然不無推挽之力。
在中國官民各界，幾乎沒有異議的是，鑒於我長期的言論立場和客觀社會影響，我被公認為中國大陸靠近中間地帶的溫和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數十年來，我一直謀求啟蒙最大多數、團結所有國人、實現全階級思想聯盟。 對抗、顛覆、你倒我興，從來不是我之所好; 多元並立、大團圓、近乎理想性的“人和”，是我一生的夢想、初心和心術，當然也是我的這些思想學術活動的法律性主觀意圖。 在我的這些思想學術主張中，和平理性的左翼、真正的社會主義，乃是現代社會多元均衡格局中不可抹殺的一員; 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的最佳演進路徑，是和平長出、溫和轉型，其間任何政治家、政治力量和政權，只要真誠的為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奮鬥，真誠的皈依憲政民主理想，都可以或積極參與、或乘勢主導、或通過獲得選民合法授權而引領當時的政治轉型和政體革命建設進程。 在我的思想學術藍圖中，現成的制度、政權、政治力量中一切合理的存在，理當被納入綜合創新的新政治文明之中，成為其有效的、實質的組成部分。 同我所崇尚的孔子、亞裡斯多德、黑格爾式的「包容囊括一切實在所有原創精華」的雄偉藍圖相比，顛覆某政權、推翻某制度的觀點主張圖謀，格局實在太渺小了！ 而我所寫的《鄧小平的複雜性》、《根本的自救之路在於政治覺醒》等文，採取的是對主要政治人物“先批評後勸善”的文勢佈局，這首先是出於我深層的悲天憫人情懷，其次也是在運用著一種中國傳統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激勵策略：檢方居然指控我這是在“造謠、誹謗、詆毀”個人和制度，這一指控顯系違反了社會公序良俗，無視中國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存在， 創下了極為醜陋的法律性硬傷。
不過，更深層的剖析，拿我的溫和右翼主義思想學術活動入頂級大罪，也反映出《起訴書》背後的作者已黔驢技窮，即使在四十年鎮壓自由思想、自由力量的中國維穩史上，這亦頗為罕見，拒和樹敵，畸形怪誕，事出反常，必有妖心。
既然判決結果早已預定，我又何必在此一一細數《起訴書》在“罪與非罪”劃界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莫須有，及其黑暗愚頑動機的可悲可憐。
在這個洋溢著非正義基調、充滿著政治迫害的法庭上，我要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生命理想進行公開的思想代言。 法庭就是政治上的憲政民主論壇。 今天我的使命就是在這個一線平臺上，講出我們這一代正在崛起的主權的公民的心聲，講出中國社會的真實和真相，講出中華民族最為急需、最為根本的政治真理和生命真理。
勿庸諱言，我為一代人做思想代言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激勵和培植中華民族用以主導必將到來的政治轉型和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精神力量; 我亦深知，這一思想代言事體重大，不可流於膚淺的表態、呐喊，而應具有足夠份量的言論品質，即具有與中華文明博大深厚底蘊相稱的、與當代中國五代民主運動苦難悲壯的奮鬥史相稱的真理深度和生命深度。 哲人在鎖鏈中也是自由的，這不僅是因為他能夠超越外在鎖鏈的束縛，自主的運用其獨立思考能力; 而且是因為他能夠超越世俗恩怨利害算計等內在鎖鏈，向著人道理想和宇宙真理的聖境昇華。 站在這個最一線的講臺上，我要以我親歷的生命極限體驗和反思，以我歷經數十年試錯打熬的理論思辨格局，講出我們這一代人自立於擁抱和踐行的理想、真理及其道德高度。 認我棄我，請予質證！ 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第二部分 我不斷絕食的深層考量
從2005年到2019年，我先後四次被刑拘、兩次被判刑，在這些政治冤獄中，我被監禁的時間共計達11年零123天計，其間，我先後被換過6個看守所，進過三個監獄（如果把這一次算在內，到今天(11日)開庭，則被5次刑拘、被換過9個看守所、被監禁達12年零279天），遭受過數十位員警或維穩官員數百次無休止的審訊。 其間，我進行了6次總計達297天的絕食鬥爭（這一次絕食是第七次，絕食時間獨立另計，至今天已達512天）。 我為什麼總要進行絕食，為什麼絕食的時間越來越長？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確有著較為深層的道義性、哲學性但並非神秘不可理解的考量。
絕食是世界各國爭自由運動中常用的和平抗爭形式，它具有通過個人受難擔當感動人們的天良、向社會各界宣示自由民主理想的道德崇高性、激發行動者的道德勇氣等重要的精神作用。 我的絕食的起始動機即是為了反抗非正義的抓捕，向世人傳揚和見證自由民主理想的純正純潔。 政治犯絕食並非不正常的舉措，政治犯遭遇橫暴險惡的政治迫害卻不進行絕食抗爭，反而顯得有些不正常。 後極權維穩體系對我實施無休止的審訊和折磨，其用意在於用和平年代的極限壓力使我的心理無法承受，從而放棄理想、退出行動，泯滅我的堅守對於一代自由理想者的道德感召力。 我的絕食動機重心即在於捍衛氣節、昭示我的堅忍倔強、死扛義烈，並通過東方文明傳統特有的“苦行”操練，主動嘗試身心極限體驗，從而不斷增強內在的精神力量。 我從不欣賞中國文化醜陋的另一面：委曲求全，留待來日。 我要痛痛快快、自尊莊嚴的活在當下。 我從來都是站著坐牢的，我也會站著走向死亡。 中國古人的大丈夫氣節、西方貴族的勇烈精神，是我真心仰慕企望的人格典範。 我的個性特質在於，凡是我真心認同、真心崇尚的道德價值，我都要用自己的生命真實的踐行之。
長期絕食的代價的確較為嚴峻：體重節節下降，內臟多處受損。 早期絕食超過40天時，大腦眩暈加劇，胃部牽連腹部，嘔吐不已。 後來進行101天絕食時，我通過加強用腦和東方式內功調息（也就是有序深呼吸），有效緩解了這一重大困擾。 除了弘揚自由理想、昭示自己永不屈服，我的長期絕食越來越趨向於一種探索身心極限體驗的哲學操練。 柏拉圖說，那些真正獻身哲學的人，實際上是在主動的練習死亡。 我是一個幾乎數十年不間斷的研究哲學，行動性的以哲學治心養性的哲學人，我的絕食探索中的確蘊含了把中國孔孟老莊、印度佛學和僻穀實踐、古希臘羅馬柏拉圖主義和斯多哥派倫理的精華融合在一種全身心練習和生命性實踐行動中的哲學意味。 通過反抗鐵窗禁固的不自由來驗證自我的精神自由，通過自我向自我見證人格尊嚴氣節之美和自由民主理想的純正，來感受體驗甚至創造充盈一種超越苦難、超越利欲、超越死亡的聖潔心境，實實在在的構成為我在長期絕食的極限探索中的深層精神流向。 第一次絕食之後，我驚奇的發現：我眼中的牆壁變得更加潔白、天空變得更加湛藍。 隨著絕食一次又一次的進行，我發現我的情感似乎變得越來越真摯熱烈、易於被感動，我的心常常為自由同仁之間的義俠救援、肝膽相照而顫栗，我的視野似乎越來越遼闊高遠，精神越來越傾向於敬仰尊崇“四之內皆兄弟”、“擁抱一切人類同胞”、“集全球所有文明精華於一體”等人道理想和哲學真理境界，越來越慣於約束規範自己以大愛心、大公心、 大胸襟包容吸納不同意見，寬容寬恕各種人性弱點。 我在長期絕食這一全身性哲學操練中深切的感受到靈魂的不斷進化、層層昇華和超越。 我的哲學操練似乎逐漸逼近於某個階段性考核驗收的節點。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面臨將要為理想付出生命的現實，我會內含對於“站著生站著死”的氣節美、升向天空的聖潔美、與我為自由而犧牲的妻子永久會合的情義感受感應等深邃的精神流，而安祥的死去。 用“中和之美”概念是很難解讀這一受難美學的真諦的。
第三部分 如何應對千年政治巨變和文明文化巨變
2019年8月出獄後，我看到中國大陸政壇格局陡變，累積起重大深遠變數，亦因此潛含了某些更加有利於政治轉型的歷史契機。 民間維權力量在嚴酷打壓下似乎有所沉寂，但其鋼筋骨架實質並未受損，而全國性社會文化心理共識和變革意識卻在前所未有的孕育之中。 通過系統反思過去十幾年民主維權運動的經驗教訓，我深刻的意識到：我們在有效擴展自由陣營的聲威、營造民間力量扁平結構、以遞進增強的行動施壓促變等方面的確取得了許多輝煌的成就，但也犯下了某些重大的錯誤：我們過於偏重法律博弈和維權行動，高估了“行動性啟蒙”的思想含金量尤其是對我們的主要理想目標即憲政民主制度的本土操作路線、 藍圖未能進行正面系統的理論闡述和多元競爭的模擬設計——這是促成未來中國政治轉型時期全民共識的形成和公共政治社會的營建的思想基礎之一。 在資訊時代，思想是社會公共生活的第一資源，而其間適應現實需要的原創性操作思想，尤為邁向政治轉型的中國社會之戰略稀缺品。 民主維權運動不能僅僅局限於「生產」自由的行動、自由的力量、自由的啟蒙思想資訊，我們的使命是把多元格局做成、把政治轉型做成，把自由理想徹底化為中華大地的現實存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為變革的中國社會“生產”出千年一遇的政治轉型必需的政體搭建框架的多元方案，它最終在現實操作中如何成型，則由歷史合力去組合，由主權的人民去裁決。
不僅如此，千年一遇的政治轉型還需要更深層、更厚重的新的文明文化，作為使新的政治制度得以持續生存和成長的軟環境。 經歷了數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凝聚了超級經濟能量的中國社會，在其磅礴深厚的經濟巨變、資訊巨變、生活方式巨變的立體推動下，不僅正孕育著政治巨變，而且正孕育著文明文化巨變。 中國民主維權運動作為中國社會精神文化生活的先鋒，負有引領這一文明文化巨變的使命。 中華民族是哲學的民族，作為尊奉哲學聖賢、尊重哲學宇宙真理和人道價值真理、崇尚入世或出世的哲學式生活的民族，中華民族有著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終極價值認同。 眾所周知，作為以天下為己任、知行合一的自由理想者，我們實質上即是中國傳統的士階層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延續。 我們不僅沉浸在一種我們自身無法擺脫的民族文化價值理念傳統中，而且還隸屬於這個傳統最本分、最古樸、最堅固頑強的部分——這個傳統強調尊道奉道、守道行道，又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按照這個傳統所公認的社會分工，士階層望負著弘揚仁愛理想、普及詩書禮樂、説明養育淳厚風俗的文明文化責任。 由此，這個傳統實際賦予了士階層“世道人心的形塑者”這一高度能動角色。 在當今中國，士階層的對應者即是追求並踐行普世政治真理的積極公民階層。 作為行動著的思想者，我們無權放棄億萬民眾基於傳統文化心理和社會分工期待我們履行的這一“世道人心的形塑者”的高度能動角色。 在邁向自由民主的政治轉型進程中，我們必須通過激勵公民個人的道德勇氣，推動全社會主權的公民站起來承擔政治和社會的全域性責任。 面對各種奴性依附的愚民洗腦文化和畸形適應、拜物頹廢的社會心理走勢，我們更負有説明醫治民族靈魂、扭轉澆薄世風的嚴峻責任。 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更加立體的履行先鋒之責，更加主動積極的迎接文明文化巨變。 人生價值哲學是一切文明文化的核心原點，人生價值的覺醒是文明文化之變的第一發動機。 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的政治轉型和文明文化巨變需要一場人生價值哲學革命，來打造新文明新文化的核心原點，來形塑政治轉型和自由民主社會所需的世道人心。 作為中華文明的正宗傳人和普世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承載者，我們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匯通中西、集聚全球多元文明之大成的精神高地。 基於巨型國家多難累進的生命經驗，我們有機會實現哲學原創，我們也有能力實現哲學原創。 我們的文明格局需要從搭建憲政民主制度框架、澆灌憲政民主制度現實開始鋪開，但我們的文明格局遠遠超出了政治上的個人雄心壯志。 站在資訊、生活、政治、思想巨變的交匯點，我們享有在當今中華大地再造諸子百家時代、再造盛唐氣象、再造古希臘文明，直至原創出全新的經典文明的千年機遇。 能否內化這一機遇，當然要看我們是否有能力在中華大地發起一場哲學革命。 我們是從終極價值和文明格局的高度來應對迎接中華民族的千年巨變的，這正是我們生為把全部生命奉獻給自由理想的先行者的獨特性之所在。
第四部分 我的根本政治主張
眾所周知，目前國內國際大勢已經進展到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值此之際，我們民主維權運動需要向億萬同胞、向社會現存或潛在的多元力量亮明我們的根本政治主張，藉此展示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未來政治巨變的方向。如果其間的確揭示了適應資訊時代大勢和中國本土需要的理論真理和操作真理，我想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這些理論真理和操作真理的廣泛傳播，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真理對於未來中國政治巨變的深層引導力。
那麼，中國民主維權運動的根本政治主張是什麼？即它所長期探索弘揚的適應資訊時代大勢和中國本土需要的未來中國政治制度是什麼？
我們的根本政治主張可系統闡述如下：
一、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以實現中國未來數百年數千年甚至永恆的人民當家作主、社會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是足以幫助當今中國社會徹底擺脫其積蘊已久的深層危機的唯一出路。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是崇高的自由理想的具體實現，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無論經歷了何種反民主、反自由的極權專制獨裁僭政撓動，其最終走向都是真理對謬誤的校正，其最終歸宿都是政治真理的現實化。任何集團、任何個人，都無力阻擋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這一政治真理在中華大地上最終化為永久凝固的政治現實。
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制度，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下的民主”、“法治下的政治分權制衡”、“法治下的政治集團多元競爭”、“法治下的聯邦制”、“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體制”、“法治下的人權實現體制”和“法治下的經濟福利國家體制”、“法治下的社會多元自治”等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結構的綜合集成。古希臘雅典城邦的雙執政官選舉制、三種大會並列扁平結構和十一次憲制改革，古希臘斯巴達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的混合政體，古羅馬帝國的法律文明，近現代英國的議會制和司法陪審團制，《法國人權宣言》及其現實化，德國的行政管理理性，北歐國家的福利國家建設，尤其是美國的三權分立、聯邦制和普遍的社會自治等等，都為這一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制度貢獻了諸多豐富的真理性要素，未來中國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設因當把他們作為經典的經驗個案加以深刻的學習借鑒。
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創新必須從中華民族自身延續數千年的政治傳統中充分汲取其千錘百煉的制度精華。中華民族是人類大家庭中最具政治天才的民族，她的政治天才具體表現在，她在歷史上先後創造出上古大河文明和部族自由、有效統攝數百邦國的西周分封制，秦以後的中央集權郡縣制、行政分權的三省制和高度職能分工的六部制、專司全域決策的多相制、實施內部化同步批評制衡的言官禦史制、全國統一考試公開選官的科舉制等等，這些中國古人獨創的分權制衡、政治共用、行政理性機制中具有永恆生命的成分如果被睿智的納入當代憲政民主制度框架，很可能會與若干來自西方制度文明中的真理性要素產生化學反應。
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不可能照搬任何國家的現有制度模式。以超然自由和海納百川胸襟系統集成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精華，根據現實需要堅決大膽的嘗試綜合創新或本土原創，根據實驗結果不斷進行憲制改進，更符合中華民族自身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哲學原則。中華民族既然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時間內成功的建成世界最大的市場經濟體和一流的現代工業體系，亦必定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時間內成功的建成世界一流的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制度。
二、法治下的自由。自由是人的天性，個人自由是人類的天賦權利，個人生命意義的支柱就在於追求個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貴自由的最大化。一切社會共同體僅僅為了保護和促進個人自由而存在。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民主是實現自由理想的手段，憲政民主制度是人類歷經千百年經驗積累而綜合創造出的旨在保護和促進一國全體民眾的個人自由的最佳政治安排。
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必須有能力現實的生產出“大自由”——即幫助實現全體民眾個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貴自由的最大化。在人類歷史上，大自由社會曾經現實的、活生生的存在過。中國古代漢文帝的無為而治、唐太宗貞觀之治、唐玄宗開元之治，古希臘雅典城邦克裡斯底裡時代之後的二百餘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至今一百五十餘年的社會，即是全人類歷史上大自由社會的經典個案。現有的憲政民主制度目前多數尚未達到接近於理想的某一階段的高度，比如站在人類自由理想探索前沿的美國，其公民個人的自主自由的現實化較為充分，但其公民個人的高貴自由的實現狀況和精神導向尚有很大不足。但是，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制度內在的具有走向理想制度的強勁動力和巨大潛能。中華民族作為哲學民族，應當在主動因應千年一遇的政治巨變、原創自己新的經典文明之際，為自己樹立最高的政治理想標杆，並有效啟動其強勁動力、充分開發其巨大潛能。我們要敢於擁抱真理，敢於奉天行道，敢於把政治理想化為中華大地上的政治現實。人應當尊重自己，相信自己配得上崇高的理想、高貴的生命。中國古代漢唐、古代雅典城邦和近現代美國可以做到的，今天的中國也有能力、有資格做到。
二千二百年前，漢文帝奉行“任萬民自治，以達成天下大治”的政治路線，在那個時代，民眾享有今人亦無法想像的巨大自由，可以自由經商，自由旅行，自由講學，自由結社，私人可以攜帶兵器出門，有十二年全民不必納稅，甚至私人享有開礦、鑄幣的自由權利——在今天的網路時代，技術條件已允許公民個人在自辦的公眾平臺內創制第二貨幣、而與國家法定貨幣並不衝突，當然對於不同平臺之間第二貨幣是否允許直接互換，需要高度審慎；未來海洋時代、太空時代，如果立法允許，公民自由前往海底或太空私人開礦並加以保護，必定可以有效增強母國的經濟活力和財富總量。近現代歐美法治文明通過創制公司法大幅削減了個人創業或投資失敗的賠償範圍（有限責任），通過創制股份募集法律大幅增強了個人融資能力，以從事大規模的投資、生產或探險活動，通過創制專利法賦予作出某項先進技術發明的個人享有相關的獨佔性收益，從而極大的激勵了全社會普遍的個人創新熱情——在這樣一種“能動法律”積極創制制度下，公民個人在經濟領域的起點性自由權利、過程性自由能力、結果性自主能量，都得到了“實質自由”意義上的大擴展。
未來中國要建立邁向大自由社會的憲政民主制度，需要充分學習借鑒這樣的“積極的法律統治”的經驗和智慧。在這樣一種“積極的法律統治”下，不僅中國公民個人的生命權、人身安全和尊嚴名譽權、財產權、行動自由權、宗教自由權、政治自由權可得到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有效保護，而且國家和社會的立法體系可以通過積極立法、立積極法、試錯累進的方式，大幅擴充中國公民的自辦媒體權、自辦公共平臺權、自辦社會團體權、自辦學校權、自辦風險企業權、自辦第二貨幣權，以及私人前往海底或太空開礦權，同時伴之以嚴格的法律劃界、監管、追懲機制。通過這種法律賦能擴權，個人本身成為一股勢力，將普遍的崛起為社會能量體，這就為他們在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充分的伸張其主權和權利，充分的發展個性和才能，充分的嘗試個人探險、科學和藝術原創，進而以博大深遂的人道情義、超越體驗、詩書禮樂來不斷塑造和升級個人的高貴靈魂，提供堅實的資源和能力基礎。中國公民在憲政民主制度下的大自由，將由於個人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權利、自由能力、自主能量，而成為現實的可能。
理想的制度可以通過務實的、創制性的法律操作而成為大地上的現實存在，這是近現代世界“積極的法律統治”文明的精髓之一。我們還希望看到的是，在敞開胸襟充分學習借鑒西方法律操作經驗和智慧以創建未來中國的大自由社會的進程中，中華民族能夠有幸由“哲學民族”進一步擴展為“積極法治的民族”。
三、法治下的民主。 民主的價值理念是指一國民眾擁有本國最高政治權力，即政治主權。 民主的現實操作核心在於一國民眾通過法治下的普選程式，掌管本國議會中人民代表或本國最高行政首長的人事任命權。 此外，一些現代民主國家還往往將某項重大國務、重大法案或憲法修正案付諸全民公決，這是一種由人民直接行使部分最高事務決策權、最高立法權的民主操作形式。
在現代間接民主制中，不乏選出的人民代表或行政首長逐漸與選民隔膜脫離的具例，有鑒於此，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需要通過法治下的政治程式，建立起公民群體對各級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長的民主控制。 這樣的民主控制，以及重要的立法事務，都可以部分的通過操作較便利、成本較底廉的科學抽樣調查或網路投票來進行。
依據各項基本原則和技術，融合中國傳統的政治操作智慧，這一代中國人可以大膽嘗試若干富有中國氣象、中國高度的新的民主操作模式：
1、把科舉制要素引入總統大選和各級行政首長選舉。 中國作為巨型國家，需要強有力的行政領導，故以實行總統製為宜。 可制定選舉法，組織獨立的選舉院監督選舉，由憲法法院或選舉法院予以司法救濟，總統侯選人的入門資格除了需要獲得十萬人以上的簽名支援外，還可以通過政治理念、軍事與外交、經濟宏觀管理、人才與管理、傳統文化復興、人權保護與福利國家、科學技術教育等科目的常規考試，來做初級篩選。 在大選決勝階段，可舉行上述科目的高端筆試與口試，由三個不同的專家組獨立評分，並將答卷與不同評分公諸天下，以供全體選民作為投票參考。 此一公開考試與公開電視辯論可並行不悖。
其餘省長、市長、縣長侯選人的公開考試均可仿此，僅科目有所增減。
為了平衡總統過度集權的弊端，不排除在未來中國立法試驗「雙總統制」選項。 古希臘雅典城邦、斯巴達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羅馬帝國後期都出現過這樣的雙首長制，記錄甚佳。 為審慎而計，似可首先在某一大省試點雙首長制，視其成效和全國民意、公決票比決定其走向。
2、在民主控制方面，可立法規定總統每三個月必須對議會、對全國電視網路各公開述職一次，接受議員和經由科學抽樣調查選出的民意代表的公共質詢和批評。 如果總統的法定民意測驗支援率在就職十二個月後低於百分之二十五或者某一數值，則由議會或民意代表予以正式的行政警告; 如果再過六個月降至百分之二十以下，則啟動正式的彈劾程式; 如果支持率連續十八個月介於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之間，則由議會做出專項立法，剝奪總統被公認不擅長的那些領域的管理職權，轉授予某位總理或副總理代管。
按科學統計學，對某個城市或國家，就某一事項抽樣調查一千二百人以上，誤差就基本上穩定在百分之三以下。 據此，對總統的彈劾投票權可授予一萬二千零一人組成的彈劾委員會，彈劾委員會可由來自各省、由科學抽樣選取的以下成員組成：平民代表四千零一人，年齡必須在四十五到七十五歲之間; 中學校長一千人; 大中專校長一千人; 省市縣正職副職一千人; 省市縣議員一千人; 製造業總經理和管理專家兩千人; 各界精英二千人。 後六組成員可無特殊年齡限制。 若免職票超過百分之六十七，則罷免立即生效; 還可同時投票決定是否對總統進行瀆職罪等刑事調查，若票數超過百分之八十，則立即交付憲法法院審判。
新總統侯選人只能在總理、副總理和各部正部長中產生，競選時間為二十天，由按照上述科學抽樣的各類比例選出的一萬二千零一名新成員組成選舉團，經過一日兩輪票決選出新總統。
總統大選的點票工作，由全國大中專全體師生現場參與主持和監督；所有選舉和罷免投票都可免費驗票。
全國議員和各省市縣行政首長、議員的民主選舉、民主控制，尤其是彈劾罷免程式，都可仿此。
3、在重大立法事務上，亦可廣泛運用科學抽樣調查。公民群體履行積極創制權而提出的法案，只要連續六個月兩次獲得一萬二千零一名隨機選出的民意代表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支持，就可進入議會立法程式；立法條文的修改亦可仿此。但重大國務與憲法、憲法修正案的全民公決，必須由全體選民通過地面紙質投票決定。
四、法治下的分權制衡。“三權分立”一般被理解為按照法律過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門之間進行分權制衡，但在實際運作中，三大部門擔負著超出法律過程的諸多重大事務。比如議會除了以立法為主業，還負責代表公眾批評監督政府。它所掌管的財政撥款權更主要屬於具體行政事務，只不過西方議會傳統已把財政過程法律化。此外，參議院掌管的內閣部長審批任命權，亦不屬於立法權的標準定義範疇。
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設計，必須堅決擯棄理論教條主義，把中西方已被證明為卓有成效的實質性分權制衡機制加以恰當組合與配製。在初期，我們可主要借鑒堪稱完美政治設計的三權分立框架，同時堅決運用務實操作，補齊其實際運行中暴露的若干重大短板：
1、目前成熟的三權分立國家的兩院議員的立法內行性明顯有所欠缺。未來中國的國會議員每人可被配製三名律師、二名管理專家、一名媒體專家、一名速記專家、二名選民服務專家（議員本人可以另外招募大批義工），其由此可成為擁有超級能力、團隊合力的“大議員”。如此方可滿足資訊時代人民代表的日常工作所需，並及時因應選民的指令和需求。
2、參議員中的四分之一成員，可由各省參議院從任滿的優秀的內閣部長中選任，優秀與否以其年評得分和常年民意測驗排名為准。如此可有效提升參議院在行政經驗和全域視野方面的含金量。
3、可借鑒中國古代言官禦史制的內部同步批評監督模式，在中央政府內部組建獨立的批評部。 批評部的第一分支負責對總統本人實施365日乘24小時全程近距離批評監督，將總統違規與否的每週記錄和批評官每雙周對總統的戰略與管理高端批評建議準時對外公開。 其餘對總理以下、副部長以上官員的批評監督，亦依此處置。
4、在眾議院、參議院之外，可獨立組建協商院。 協商院可延續今日政協若干慣例，其成員從各個行業精英多民族精英中選任，專就戰略糾偏、多民族共用、行業訴求等核心議題提出施政建議，由政府批評部、議會、民意測驗榜督促其落實。 協商院亦可擁有部分法律創制建議權，其建議若在眾議院專門機構獲得半數同意，即可投入立法。
5、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依據自然法裁判重大的終審案件，並把其判決理由公諸天下。 其超過三分之二多數票，就可把對總統政令和兩院法案的否決建議提交給經由科學抽樣選取的一萬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由其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數與否做最終裁斷。 大法官一般七十五歲退休。 科學抽樣調查支援率一直超過百分之八十整，可連任至九十歲。 對於法官隊伍的民主控制，可由眾議院、參議院、協商院、批評部聯合推進。
五、法治下的政治集團多元競爭。 為了讓億萬民眾嘗試充分享有組建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自由權利，對於中國社會而言，經歷一個多黨制階段似乎是十分必要的。 美國的兩黨制簡單明晰，亦已形成黨內團結，但政黨的庇護也使議會對總統的制衡變得越來越不可操作。 而一旦執政黨在議會中淪為少數黨，總統的若干重要施政議案在議會中就很難獲得通過，國務管理由此人為的走向低效空轉。 但多黨制也有其重大弊端，那就是某些政黨濫用其在億萬表決中「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的砝碼地位，以此要脅執政黨與其進行政治交易，換取若干政府要職，總統在任人唯賢與促成行政效率最大化方面的行動自由將因此大為削弱。 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設計，可對總統的重大施政議案的議會蘊釀和投票表決行動，以及在投票表決的間隔進行限時，而且可讓總統有權在重大議案被議會三分之二多數票否決後，將重大議案交付經由科學抽樣選取的一萬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投票最終裁斷（仍然以超過三分之二票數為通過）， 這樣就可強有力的限制議會中與天下為公相悖的政黨交易對總統施政效率的牽制和破壞。 這種由一萬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最終裁斷的「統計學民主」也就是人民主權的統計學運作機制，很可能會在未來中國締造出不同於一般的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全新政黨格局。 由此，未來中國的政黨有可能逐步走向相互競爭的全民性思想聯盟，而非政治人物的利益聯盟，許多政黨會因此更加重視在其佔優勢的地區深耕地方自治，而這些正是我們更期待的方面。
六、法治下的聯邦制。聯邦制是憲政民主版的地方自治，它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實行縱向分權，這種縱向分權更有利於實現民眾對就近事務的參與管理權，亦更有利於地方事務的高效治理。
中國西周王朝實行的分封制極大的促進了當時中華民族對全國蠻荒之地的大開發，並一起締造的邦國自主自治連同上古部族自由一道，養育和催化出諸子百家巔峰性的文明原創；中國秦漢至唐宋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在州郡層級則往往有一百餘或二百余行政單位並列平鋪，這一扁平格局有力削減了中央集權過於陡峭的勢能。在西方歷史上，古希臘各城邦的多元競爭極大的促進了民眾權利的擴展和文明的繁盛；現代美國實行的聯邦制，則以其充分的地方自治展示的高度活力、對垂直權力的層層截斷所形成的層層扁平均衡、聯邦與各州政爭的司法救濟體制的公正簡潔等，贏得了舉世讚譽。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法國，歌德說，“如果偉大的法蘭西不是只有一個中心點（巴黎）而是有十個中心點，那她的情形會是怎樣呢？”我猜想，以自由的藝術想像力超絕於世的偉大的法蘭西，將煥發出三倍於當前的能量和活力！當今中國各省已普遍出現省會對邊緣地市經濟文化帶動乏力、地方得不到高效和充分自治、地區貧富差距懸殊等弊端，聯邦制是解決這一結構性弊端的制度性、終極性最佳對策。展望未來，中國如欲主動積極的走向製造業普遍繁盛、走向海洋開發和太空開發時代、走向嘗試原創全新的經典文明，尤其需要煥發地方之間多元競爭的活力。中國億萬民眾對於創建大自由社會、更加實質性參與就近公共事務決策權的主人需求，更使聯邦制在中國勢在必行。
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設計，可在目前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基礎上，進一步把全國劃分為七十六到八十個民主自治的省份，深謀遠慮的通過資源富集等形式，締造出七十六到八十個經濟中心點、文明文化中心點。 民主不能僅僅滿足於普選授權，民主需要生產出“大自由”社會和“大自由”生活方式，同時需要生產出更好更高的行政效率。 在聯邦制系統規範的民主政治框架下，“經濟增長優先”的政治路線，必須得到長期堅持。 眾議院、參議院、協商院可主持或主導制定一套可不斷改進的全國經濟長期規劃法案，法案中必須輔之以相應的多種資源配製和專項授權。 至少必須有三分之二省份以常規製造業和資訊化製造業為經濟基本盤，法案還可超前的運籌以四百到八百萬人口為一小型經濟圈，在中國內地打造出二十個德國模式、二十個瑞士模式、二十個日韓模式。 通過大技術、高技術、重型製造業的產業鏈延伸，絕大多數高度自治的省份可獲得自力而強勁的經濟財政保障。 有此基礎，十年之內，應用技術、科學技術、企業管理類大學或學院的本科專科教育可全免學費，這也是對促進全社會“機會均等”十分有效的積極福利。
在文明文化方面，七十六到八十個省會可選取現代巴黎維也納紐約和古雅典城邦中國唐代長安城這五大世界文化之都中的一種或數種，作為本省會直接模仿借鑒、綜合創新的參考系，再造出一個資訊時代和太空時代立體綜合的文明文化中心。 每省可通過專項立法，以靈活的產權形式創辦多個獨立的哲學學院、詩歌學院、藝術學院、歌劇話劇院等，積聚在全國或世界範圍內流動的人文、哲學、藝術、文化一級英才，生產豐富的探索創新作品，並普遍增進民眾的人文藝術素養。 為了提升各省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品質、資訊量和均衡性，全國議會和各省議會還可專項立法，在每一省初步培植三到八家報業集團、新聞電視網，促進其在思想和商業方面的相互競爭，但不允許任一財團跨省兼有報業或電視台，嚴防其形成寡頭壟斷，破壞全國思想言論資訊市場的大均衡。 聯邦制是締造大自由社會的必由之路，但大自由社會必須通過其內部數十個格局宏遠、英才輩出的文明文化中心的輻射功能，才能薰染成就一代公民高雅高貴的精神文化品質。
七、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體制。中國漢唐時代活力四射，部分原因在於擁有一支多數選自優秀的基層吏員、商人和軍官因而具有較強的實幹操作能力的官吏隊伍，州縣主官也在事權、財權、用人權等方面獲得充分授權，故往往有以“吏治”著稱者。宋明兩代幾乎完全通過科舉考試選官入仕，這雖然實現了參政機會的公開公平，但也造成入仕之門狹隘、行政主官的公共管理能力普遍偏弱的弊端。而且，吏部的日益強勢也使地方主官基本失去“組閣”用賢的權力，政治家階層的用賢能力也由於久無用賢歷練而日益衰減。當今中國官場正重襲宋明之弊，其結果是中國社會主流的管理精英基本不在體制之內。
憲政民主制度下的聯邦制，可令民選的縣長、市長、省長重獲組閣用賢的權力和歷練，還可集成古今中外豐富的管理和用賢智慧，不斷加以改進，以大幅增強行政效率：
1、中央政府可借鑒古代多相制，實行三總理制。三總理分別負責工業、民生、外交與科技三板塊。目前的單一總理無論如何精明強幹，都無法周全處置遼闊而繁重的政務，而且在多個領域日顯外行隔膜之實。
2、民選行政首長在組閣用賢時，可廣泛引入優秀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階層，後者不僅可以幫助有效提升所在部門行政管理服務的效能，而且還可以把工商業和社會生活的需求、資訊等“活水”帶入素以僵硬著稱的行政體制內部。
3、實行行政部門的全面精密管理化、全部公務員終身接受免費管理培訓並教戰結合、從民意測驗結果和內部考評兩大維度確定公務員獎懲升黜標準，以示資訊時代大勢所趨。眾議院、參議院、協商院可主導政府批評部、監察部、人事部制定每一位公務員崗位的作業手冊、分工協作手冊、應急手冊、獎惡升黜手冊等，通過常規批評監察、巡視、抽樣調查等方式促其落實，以達成民主制度下的良制善政。
以上各項改進，均應以議會立法及其不斷的累進修正為准。
八、法治下的人權實現體制和法治下的積極福利國家體制。人權是人類個體內在的道德尊嚴的見證，對人權的保障和促進是憲政民主制度的核心目標之一。在中國這樣的人權重災區，把人權理想化為不斷增強的現實存在，尤其需要採取主動的、系統的、制度化的行動。福利國家是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發明創造的全體國民平等分享基礎保障和發展機會的人道文明體制，這一體制應當也必定會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鑒於國人曾經飽受絕對平等主義禍害，對過度福利可能造成的懶惰和依賴性的警覺已成為全民共識，所以中國版的福利國家體制必須是在保障基本的生命尊嚴和體面的生活品質基礎上，以有效激勵個人自力自強為主要導向的積極福利國家體制。
1、未來的憲政民主中國，可在各級政府內組建獨立的人權部。 人權部負責運用行政資源、行政程式和司法訴訟程式，常規性、系統性的依法全面維護和促進人權。 人權專員重點巡迴人權問題多發領域、多發單位，如養老院、監獄等，動態性處置人權衝突，消除侵犯人權隱患。
2、以眾多管理學院為平臺，大規模並超前培養女性官員、女性職業經理人階層，立法規定行政主官和次官以及公益社團負責人中的女性佔比，主動創設各種可讓女性展示個性、優勢、卓越才華的機會，以女性領導者和女性英才的優良示範激勵一代女性公民的主人自豪感和積極進取精神。
3、對蒙藏回疆等少數民族的本科、碩士、博士教育提前實行學費全免，對其民族文化實行眾資源加權保護。 把對宗教自由的高度尊重體現在立法、司法、社會維權界合力行動層面。 以巨量資源説明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中的開明改革派成長為中國多元並列的自由宗教格局中的絕對主流。
4、主動投入國有資本，同時鼓勵慈善基金參與興辦公益性或國立的製藥企業，把悠關國民生命安全和壽命的基礎藥物的非人道暴利徹底擠破，以市場化手段和平賬技巧為主，鋪之以必要的財政補貼，實現全民免費醫療，一切以國民的平均壽命大幅提升和休閒幸福指數強勁遞增為階梯性檢驗標準。 二十年內全國實現大學本科教育全免費。
5、借鑒德國、丹麥經驗，對所有失業者實行全免費培訓，促成其積極再就業。 立法對全面推進行積極養生、高雅休閒、和合共處的生活方式的養老企業實行低稅、免稅或多種資源扶持，使全社會逐漸形成精神高標準、物質高標準的養老文化。
九、法治下的社會多元自治。 實行社會多元自治，首先有利於培養民眾普遍的參與激情和參與能力。 邁向大自由的憲政民主中國，不僅應當致力於實現公民個人自主生活的大自由，而且應當致力於實現公民個人結盟生活的大自由。 在這樣的社會中，公民個人享有自由結盟或契約參與各種公共社團的權利，在議會所制定的《社團法》，應當嚴禁在任何公共社團內建立高集權架構; 那些成員不具有自治權和否決權、人際間存在精神控制或人身依附的行為不良社團，應當受到人權官員的各種直接間接的督察或施壓，直致其退回到法治下的群體生活文明紅線。
實行社會多元自治，也大有助於增強公共社團的效能與活力。 當代中國為何出不了科學大師？ 中國人為何在諾貝爾獎獲獎人數上與東鄰日本存在著如此懸殊的差距？ 真實情況要比「錢學森之問」所反映的更為惡劣。 中國人在航太事業之外的高科技領域、基礎研究領域以及學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嚴重缺乏原創能力的狀況，已構成巨大的民族恥辱，這一巨恥全拜極權專制體系對於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的長期而嚴酷的禁錮之所賜。 未來憲政民主中國必須徹底洗刷這一巨恥，必須通過思想文化上的大自由這一解放中國公民個人的個性和潛能。 在立法和行政層面，實施一項中華民族個人原創力養育工程、率先推動中小學學生原創力培養和大學高度自治，實系重中之重。 大學高度自治的核心在於「去行政官員化」，以世界大學自治的楷模美國大學為參照系，徹底實行教授委員會治校這一「內行領導」體制。 十年之內建造一百到三百個世界級科學實驗室，引入數百名諾獎級的世界科學大師在中國大學授課帶徒，手把手幫助中國學生和科技工作者進入探索宇宙萬物奧秘的前沿一線，可能是一種睿智的操作捷徑。
實行社會多元自治，還需要特別的立法規劃佈局，運用行政資源並主要引導社會資源，致力於培植中華民族在哲學、詩歌、藝術、文化各領域自由而沸騰的社團生活、學院生活，使中國人在這些領域實現世界級升級和超前發展，並率先產生普遍的綜合創新甚至原創突破。 在這些人文領域，中華民族尤其需要以高邁超越的導向弘揚人道真理、道德哲學和人格美學，薰染養育公民普遍的主人意識和高貴靈魂。 我們的大自由不僅是指個人的自主自由的充分實現，而且是指個人的高貴自由的不斷升級躍遷。 尤其是，我們要用前所未有的個人自主自由來助推成就前所未有的個人高貴自由。 這一切，要用過程和結果端生成的高度人道文明的社會風俗作見證，用不斷呈現的天才原創的精神文化產品來說話。(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