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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1989年運動是中共建政以來一場最大的社會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參與人數在運動最高峰仍沒有超過人口的1%。從民刊在運動論述和組織方面觀察，可以解讀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本文基於《從民刊看1989年運動論述和組織（一）》，分析1989年運動論述和組織的問題。
1. 運動的最低綱領
「七條/十條」在運動初期成為動員學生持續遊行和靜坐的最低綱領。「七條/十條」提出了保護公民權利如表達自由、知情權、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然而這份綱領仍遺漏一些重要問題，個別條款也涉及運動目標問題，影響了對運動巨大潛在參與社群的動員。
除了條款中直選國家領導人之外，「七條/十條」欠缺了其他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民主的條款。「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是「七條/十條」中的敗筆條款。如果這場運動是以改變制度、爭取民主和平等作為目標，就不應該只陳列一個階層的經濟訴求，尤其這個階層相對比其他被壓迫階層有更多的話語權。
2.政權遮罩反抗資訊造成的論述盲點
在1989年運動初期主要是高校學生遊行前往廣場，在人大、中共黨政機構前靜坐請願和示威，受到這種機制和空間的制約，最低綱領也體現了這種因素的限制。在拉鋸戰階段不少論述補充了「七條/十條」中「公佈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的具體論述，如〈官倒內幕〉以及揭露中共裙帶關係的大字報和傳單的傳播。
但是，拉鋸戰和持續階段的論述中極少論述中共制度造成對全民系統和持續的經濟剝削，尤其是針對最底層勞工群體如農牧民、農民工和臨時工人的多重盤剝。在中共體制下這些群體數量占勞工階層的90%以上，他們缺乏人身和遷徙自由，生存狀況更加岌岌可危。
針對中共憲法和宣傳中「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謊言，民刊論述對中共這類謊言缺乏辨析，未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中共專制對公民權利系統性的剝奪。運動論述中也很少解讀中共操控憲法，憲法實質淪為中共統治的工具；也未解析憲法為什麼沒有罷工自由的條款，為何中共在現實政治中鎮壓獨立工會和獨立勞工網路、壓制勞工集體談判權利，關押勞工活動人士。
中共宣稱黨國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其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89年運動論述中有包括中共太子黨的假公濟私，但是沒有辨析中共所稱「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麼。1989年民刊缺乏對這個問題的清晰論述。然而，這些問題在運動爆發前已經有知識人論述了，但由於缺乏傳播，在拉鋸戰和持續階段中，運動論述沒有承接運動前的這類論述，更無從分析和發展以往這方面的民間論述。因此四二七遊行中仍有不少「擁護共產黨領導」一類的標語，在5月中旬，仍有示威者舉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畫像參加遊行。
北大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在1986年初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小組，發表了《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宣言》，綜述如下：根據《資本論》和吉拉斯的《新階級》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中共是專制政黨，只維護自己的利益，剝削和壓迫工農和其他階層，因此中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而是官僚特權階級，中共宣稱的公有制實質是官僚所有制（官有制），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需要發動被壓迫的社會各階層，在軍隊中宣傳，使士兵自己脫離依附狀態，共同推翻中共，建立平等的社會。
中共宣稱黨國體制是「工人國家」，而運動民刊缺乏對這個問題的辨析。即使在絕食、佔領廣場上期間，仍有許多國營工廠工人還誤認為自己是「“主人翁”—國家的主人，還在糾葛于“主人”是否應該罷工」。在六四鎮壓前，極少有工廠工人集體罷工，國營工廠連怠工也極為罕見。
拉鋸戰和持續階段論述極少涉及農民問題。事實上，在運動爆發之前，農民再次面對愈來愈嚴重的制度性盤剝。一些地區農民已經開始反抗政府打白條和沉重的稅費。曾經在1980年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張中天，在河南等地組織農民反抗。1988年，張中天被判刑十年。
3.缺失其他重要問題的論述
四二七遊行參與的社會階層擴大，已經有大量市民和工人參與，運動論述本來應該抓住機會，進行工作場所的自治論述，並說明學生應該採取的策略，連接工作場所的自治網路。但是運動論述缺乏這個維度，運動中後期主要論述再次將廣場作為運動的中心，喪失了真正升級的論述基層獨立網路和組織。運動中期更多依靠對話論述，但是這種對話論述，主體還是學生與政府之間，而不是勞工階層中有機知識人在自己階層中建立基層網路。這種缺失的論述，喪失了在工作場所推廣自治的時機。六四死難者和政治犯包括工人、市民和農民。這些人士基本都是個人參與，很少觀察到基層工作場所的廣泛動員。
中共對學生對話要求敷衍的根本原因是學生自組織以及發動的示威規模尚未對中共控制社會形成挑戰。在缺乏廣泛社會動員的情況下，運動的持續階段只有新聞記者加入。在此情況絕食悲情也只是感染效應，不能促發建立社會各階層基層獨立網路的可能性。
1989年民刊論述匱乏的議題還包括平等問題，包括社會等級、族群等級、城鄉等級問題。運動民刊也缺乏女性議題視野。從中共建政以來，女性一直遭受系統壓制和歧視。從1980年代中期，已經呈現制度性販賣女性的現象，包括針對弱勢族群女性的販賣。
4.從民刊看運動論述和組織問題
在戒嚴階段，民刊論述主要集中在反對戒嚴的論述，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取消戒嚴，號召民眾堵軍車，要求軍隊退回原地。在5月下旬，學生未能撤離廣場，民刊論述爭論是否繼續堅守廣場。堅守者期待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將七位退役上將反對軍隊開槍的消息，變成了軍隊不可能開槍的依據。
而希望撤離者預估中共會殘酷鎮壓，結局使民間獨立活動中斷，喪失積累的力量。在趙紫陽已被迫下臺，人大委員長萬里被控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連署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被壓制，堅守廣場沒有意義，應變換抗爭空間。
89年運動論述在最低綱領之後，應修訂和發展運動的目標論述，形成升級的運動綱領；從分析根本的制度和社會問題入手，同時把握時機將這些問題與不同社會階層、族群和性別議題連接，論述建立工作場所的自治網路、組織草根運動的必要性，打破中共對基層的控制，這是真正改變的開始。
運動論述不應將某一次活動標定為畢其功於一役，將運動中心始終固定於特定公共場域的論述更是迷失運動的目標和方向。雖然某些公共場域在某種情況下成為快速動員的空間，但是從運動目標著眼，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工作、學習和居住場所的自組織網路，並連接這些反抗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