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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阪急十三驛西口走幾分鐘，就到了「第七藝術劇場」。
始於昭和21年（1946年）的「十三劇場」與「十三朝日座」兩所電影院為今天「第七藝術劇場」的前身。因意大利電影理論家喬托·卡比努杜宣稱電影是一種綜合建築、音樂、繪畫、雕塑、詩歌和舞蹈這六類藝術的「第七藝術」而命名。在大眾居酒屋、和果子店、便利店、彈子房（Pachinko）、情人旅館的包圍中，「第七藝術劇場」歷經電影的黃金與蕭條時代，如今由影迷與當地商店街共同經營，成為上演獨立電影、經典老電影、紀錄片為特色的小劇場。
1982年英印合拍的傳記電影《甘地傳》，描寫了聖雄甘地通過非暴力不合作、宗教隱忍的方式帶領印度走向獨立的過程。獨立後甘地仍以絕食的策略與實踐，試圖說服印巴間的暴力流血衝突，但最終自己被印度教的狂信者暗殺。
印度每年有三個國慶節。
1月26日為正式確立民主政治體制，完成過渡為獨立共和國的紀念日。8月15日為「獨立日」，以紀念1947年8月15日印度從英國統治下獨立，10月2日是甘地的生誕日，也是印度國慶節日之一，這天還是國際非暴力日。
每逢國慶日，印度聯邦都要舉辦隆重的慶祝盛會和巡遊活動。政界要員、外交使節出席重大歡慶典禮。印軍有氣魄的儀仗式，展現國威與榮耀。民間狂歡具有民族特色，女性服飾色彩斑斕，美不勝收的沙麗和旁遮普，看得人眼花繚亂。
豈不知，獲得獨立主權的宏偉歷史敘述中，官方竟然沒有一塊紀念石碑或一平方的墓地來集體記憶那個重要的時刻—印巴分治的陰暗面：一千二百萬人背鄉離井，流離失所；上百萬人死亡，超過十萬人的女性被虜拐、被強暴、被刀砍、被火燒、被失蹤、被投井、被服毒、被「光榮」殉難、被割掉乳房、被赤身裸體遊街示眾、身體上被紋上「另一」宗教的標記、被迫生下的孩子又被奪走。
「沒有回憶，沒有反思，只是在家庭的記憶中秘而不宣，正在迅速消亡」。
布塔莉雅（Urvashi Butalia），這位印度女記者，於1984年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創辦了印度首家（當時也是惟一的）以女權議題為主的獨立出版社「Kali for Women 」。2003年，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命名為「舌頭、聲音、語言」（Zubaan Books）。
布塔莉雅（Urvashi Butalia）成立出版公司 Zubaan Books。(圖：Андрей Романенко, CC BY-SA 3.0)
她是著名的紀實作品：《沉默的另一面—印巴分離獨立與被撕裂的人們的聲音》（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的作者。該著歷經十年的口述歷史調查，挖掘出了宏大光輝的歷史頂底板岩石層下驚人的真相—印巴分治後女性所遭受的苦難，並將多層暴力掩蓋下的個體苦難的黑暗提升到公眾視野的光天化日之下。
筆者捧著日文版《沉默的另一面》來看《甘地傳》，通過立體鏡，多視角地學習印度近現代史。
布塔莉雅的原著一共有八章。日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翻譯了這本書（明石書店，2002年）。但遺憾的是日文版省譯了第七章《「邊緣人」—「微不足道」的賤民，骯髒的不可接觸者》。
「賤民」與婦女、兒童一樣，是官方記錄和宏大歷史敘述中的缺席者，處於「聲音的等級制度」下的最底層。
《譯後記》（P363）中說明了日文版取捨的原因：為方便讀者，與原書作者商量，不得不「割愛」，另外閱讀《「邊緣人」》這部分，需要相當的知識背景，需要對印度種姓制度與宗教的理解。（的確，還需要了解千年的歷史文化慣性）。此外，日文版也省略了第四章與第五章的訪談部分。而傾聽與記憶被壓抑的婦女、兒童、賤民三維「邊緣人」的聲音，正是原作者的本意。
筆者甚感遺憾，只得請朋友遙遠帶來中文版補遺。
日本文革研究中對廣西文革的「挖心肝，吃人肉」事件的翻譯和研究也是一筆帶過的。確實，這種活生生的殺戮與血腥，實在超越文明社會成長的譯者和讀者神經系統的承受能力，但也淡化了文革暴力的殘酷—制度之惡引爆出人性的更惡。
1947年印度獨立的這一年，中共領導下的第一個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這個比中共建國還早的「模範自治區」，是否實現了真正的民族自治，拙文在此不贅述，各位讀者心知肚明。
楊海英教授的《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 ，2014年）記錄了那場「本質上為民族絕滅大屠殺」的內蒙文革，全書多處提到他的同族女性—國家、政治、民族、性暴力的受害者狀況。
「革命」使得漢人底層流民成為「自發的劊子手」，帶來了政治和經濟的利祿，帶來鹹魚大翻身的快感，也賦予了流民對異族女性的肆意發洩與虐殺的權利。異族女性成為「革命」的戰利品與犧牲品。她們不僅要承擔族破家亡的精神痛苦，還要承受身體的被侮辱、被蹂躪、被歧視的肉體痛苦。
1969年9月，托克縣的一個生產隊的漢人「王三小」當上了「挖肅革委」的領導，立馬強姦了兩名不到十五歲的蒙古少女。
達罕旗的漢人幹部趁「挖肅」之機霸佔了「新內人黨」的牧民妻子。結果這一家的男人被逼瘋，女人也因姦污而神經錯亂致死。
行兇者們甚至絞盡腦汁想出多種惡毒的辦法尋歡作樂：將女性「獵物」剝光之後，用燒紅的濕柳棍燙肚皮，腸子露出來，再燙肛門和陰道；發明一種「毛繩拉鋸」的私刑，喝令被「佔領」的女性坐在毛繩上，兩個男人前後拉鋸，拉通陰道、肛門 ，拉出屎尿。
懷孕的女性，肚裡的嬰兒—被定性為未出生的「新內人黨」，用鐵鉤子從陰道裡鉤出來，斬草除根。
種種殘暴，枚不勝舉。
日本的女權運動已歷經幾波，女權理論翻譯和研究也達到一定的積累。對「慰安婦」問題（「慰安婦」這幾個字，可能遭致非議，權且求饒），對戰爭性暴力的研究，令人豎大拇指稱讚。學者們風塵僕僕去中國內地做田野調查，在國際會議上堂而皇之地批評本國政府，反思戰前國家暴力裝置與戰後問題意識不足，顯示了知識的良知與道義。
近年，逃亡的維吾爾女性親訴「學習營」中性暴力、性虐待等受害問題，有待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女丈夫」去調查清楚，辨明是非曲直，真正為女性撐腰，鑄造重磅「女拳」。
遺忘和記憶都是有選擇的，懂技巧的，識時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