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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底，駐港部隊兩名軍官轉業至深圳收教所，他們穿著警服，但暫未授警銜。周業展，1963年出生，山東人，原駐港部隊副團職軍官；趙昌平，50歲左右，湖北人，原駐港部隊副營級軍官，任202監倉主管。倆人暫任普通管教。
按他倆副團、副營軍職，軍轉對應副處、副科警察公務員職位，可收教所只是深圳市公安局下屬的處級單位，官位滿員，他倆只當普通管教獄警。他們轉業安置還算不錯，沒有轉業到原籍，深圳工資待遇和生活質量遠高於內地省份。
中國公檢法司法系統，包括獄警，大多職位是被軍隊轉業的軍官所壟斷，且都是農村出身。賀衛方教授1998年曾撰文《復轉軍人進法院》，公開批評這種畸形現象。復轉軍人缺乏法律專業訓練，更不具備法律知識，只會聽命於上級指令，服務於政治，哪裡還有公正審判、人道看守？他們普遍文化水平低，只會崇拜暴力和野蠻。我幾次入獄所見，大學分配和公安委培的大學學歷獄警只是極個別人，還是師範、哲學、化工和農業等專業，警校畢業的也極少見。他們都是普通獄警，沒見一個任中隊長以上職位的。大學所學專業對口獄所管理相關專業的獄警，我從沒見過一個。近年才有所改變，逐漸國考、省考招考公務員獄警。大學學歷獄警素質明顯高於軍轉獄警，前者更具人性，少見無辜毆打囚犯者，這已是最低限的標準。
剛轉業到獄所的周業展和趙昌平，不熟悉收教所獄管業務，還算保留較多人性，能夠善待囚犯。但這只是暫時的，當獄警時間長了就難免染上獄警的兇惡職業病，也不是全部，極個別會有例外。不是大學學歷獄警能力差，而是在自上而下轉業軍官壟斷的監獄系統內，高級別軍轉獄警，更願意提拔同是軍轉的下屬。同樣，軍轉獄警更會利用、看重當過兵的囚犯，後者服從性和紀律性更強。
2005年6月16日男隊搬遷到新監區後，物理性隔絕、攝像頭監控和獄政惡規管控驟然變得嚴密和嚴厲，獄警們從去年初縱容教唆獄霸打死囚犯被曝光，然後隊長和管教被逮捕，對囚犯放鬆管制，他們從低潮中漸漸恢復嚴管本性。制服特權容易讓他們喪失基本人性。囚犯每天的作息、三餐、放風和睡眠時間被精確到分鐘，日日在監樓與工廠之間機械重複。原來在舊監區建立的囚犯文藝隊以營造收教所虛假寬鬆的偽裝面具，全然脫下、解散，暴露出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的本真面目。可我們畢竟不是經過司法審判的囚犯，但卻被以囚犯相待，我更被以假借刑事罪名而遭受政治迫害。
一天，楊所長與戴科傳我到監樓獄警值班室，雙方面對面坐在辦公桌前。他們拿出一沓打印文稿，攤放在自己面前問道：「劉水，你怎麼將收教所的情況傳遞出去的？」我佯裝不知。楊所將文稿轉遞給我。我粗粗翻閱，原來是有關我這次被構陷入獄的海外媒體報導、聲援文章和人權組織聲明。內心大喜。入獄一年多，我第一次獲悉來自外界的信息——還是獄所主動拿給我看。
新聞報導和人權監督發揮了作用，官方遮掩捂蓋真相企圖破產，顏面盡失，於是向下逐級尋找替罪羊。關押我的收教所成為最大替罪羊，而我是肇始者，才有這次面對面對峙。這也是專制系統自我清算的機制發揮作用，無關法律、對錯與正義，而是責任的糾察和推卸。
對於我則是尋求正義的絕佳機會，非常樂見這個結果。
楊所又問道，怎樣會有那麼多的媒體、友人和人權組織在關注你？我答道：我遭遇政治迫害，被構陷入獄，還被嚴管，當然會有正義人士和組織發出聲音，高牆抵擋不住所有的正義，黑暗司法遮蔽不了所有陽光。我反問道，我被嚴管、不准接見、不准通信、打電話，還被延期羈押，這是收教所的決定？還是上級指令？其實，我心知肚明，收教所按照上級指令，參與了對我的迫害、敗壞我的聲譽。我不期望從他們口中得到答案，深圳警方不會維護司法公正，只會報復性暗箱操作，但我一定要說出來，揭穿執法者的所謂正當性以及執法犯法的本性。
面對面博弈不歡而散。一切恢復如常。
2005年9月24日是我40歲生日，自己記得，埋在心底，沒對外人說。當天下午，我坐在工廠角落裡的辦公檯前看書，值班室管教喊我接電話。誰會往監獄打電話？原來是管倉輪休的賀鐵良管教，專門從家裡打來電話，祝福我的生日。非常意外和感動。這是賀管教故意所為——做給中隊和所部看，間接表明他對我被嚴管和延期關押的不滿，也是對我的同情和認同。他雖是獄警，但正直和良心猶存。我深深致謝！
去年生日那天，我告訴了監倉難友，他們送來祝福，幾個人共吸一支香煙，自尋開心。 30歲生日，我在海南省海口公安局收審所二次坐牢，我所在的7號監倉所有囚犯長年累月只穿內褲、光腳丫，昏暗的監倉裡飄蕩著人肉氣味。飢餓讓我全身浮腫，按上去像麵包一樣；10個腳指甲全部發黑脫落，還患上爛襠病。海南省公安廳派人跟我談判，還帶來我的妻子說服我，想以立即釋放收買我在媒體界做線人，被我拒絕。我咬牙在收審所挺過九個多月，後被判三年。我只想在中國做個大寫的人，矢志求索自由和民主，不惜為求自由而再三失去自由。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