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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中旬，出獄已有十多天，見朋友、處理個人事務，可監控嚴密，8年沒回甘肅，身體也需要調養，更不想再連累朋友們。我決定返回甘肅。
我每隔數年回次甘肅，委實厭惡這個地方，唯有親人讓我牽掛。
入獄前兩年，父親等家人先後來過深圳出差或遊玩，彼此沒見面不算太久。分離三四年時間對他們來說，非常正常。我入獄的一年半淹沒在漫漫時間裡，他們並不覺得奇特，何況我曾數次在異地入獄。我仍像以前從異鄉回來的遊子，在西安機場落地，轉乘6、7小時拼座專線小車，回到慶陽市區父親家。
我愧疚於親情。81歲父親身體依然硬朗。父子情高於彼此對立的政治信仰。更讓我愧疚的是，直到2016年8月父親去世，我沒意識到或刻意回避，坐下來跟父親平心靜氣地談論民主與自由。哪怕只有一次。我每每傷痕累累出獄，回到父母身邊療治身心。父親慣常輕描淡寫地對我說一句：「你要關心政治。」其實，我並不知他所言政治是指什麼。從未與父母深入交談，終是無可彌補的永恆缺憾。
回到家鄉慶陽，我如常見大、中學同學。手機被監控，與在稅務局大學同學見面一次後，員警約談局長，給同學施加壓力，別與我接觸。12月，我去公安局順利辦理了護照。當時，並不想出國。只是護照限於在戶籍地辦理，我每隔數年回甘肅，順便而為。
我的日常是去網吧寫作，這是我熱愛的工作。臺式電腦留在深圳友人張家裡，我買不起一台筆記型電腦。我每天呆在網吧10個小時，流覽資訊、查資料、寫時評文章，投稿，開設個人博客。
我有十多年沒與家人一起過春節，一起度過2006年團圓年。離異10年的前妻，聽聞我回家鄉，上門找我。她已成新家、有了孩子。我特意帶她去一家網吧，將很多年前發表在網路和海外，記錄我們在海南島三年間生活、入獄的長篇文章，讀給她聽。她要與我復原，我拒絕了。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我早已立志不再成家，獻身民主事業。在政治殘酷的中國社會，淒美的婚姻只配有一次。我不願再讓他人為我的信仰付出犧牲，我們各自承擔淒慘婚姻的後果。我更不會在乎有無子嗣，讓孩子成為沒有自由的國家囚徒和沒有政治權利的奴才。
父親將我寫給他的信件、寄回雜誌、出版書籍，完整保存，連我高中住校時打飯的搪瓷缸子和勺子，他還在使用。父親5歲喪父，18歲參加行伍，從不會打罵子女。母親在我1994年二次入獄時早逝，年僅55歲。我們5姊妹小時調皮搗蛋，母親會責駡我們，但絕不會動手毆打。我們5姊妹健康成長，彼此之間從不會打架、吵架，這在中國家庭絕對是個奇跡，我以父母為傲。父母會吵嘴，但不會當子女面吵。
父母是革命婚姻，在中共奪得政權後的1950年代，軍人很吃香。中共在戰爭時期，有個不成文規定，團級以上軍官才被允許結婚成家。父親作為下級軍官，32歲才與17歲母親結婚，初婚。2023年7月，我去探望健在的80歲舅舅。他告訴我，在我父母未結婚前，部隊派人來我外公外婆家，調查家庭背景是否政治清白；他還說，我父親未與我母親相識前，曾與一位醫院護士談婚論嫁，不知什麼原因沒成。舅舅給我說，你爸爸一輩子太耿直、太相信共產黨，去世時連間住房都沒有。我不覺得父母有愧於國家、黨和子女，排除父母的黨員身份，他們是淳樸、正直之人，這超過所有財富，足矣，當是我輩莫大之幸。我繼承了父親的秉性，正在逆行他所走過的平行路，我不後悔。
2006年4月，春天在黃土高原復蘇，我養精蓄銳幾個月後，再次出發，南下。南方才有自由，返回深圳，哪怕刀山火海。父親與家人從不會阻攔我。只要我所選擇的，他們不全理解，但默默無語表達支持。自我小學起，父母在保證我們幾個子女基本生存需要外，不干預生活和學習，鼓勵去闖蕩，這就是我的家教。我早就習慣了，我感激父母。
我計畫先去西南地區邊旅行、邊探訪朋友，然後返回深圳，在談定的一家雜誌社工作。在西安至成都列車上，我接到慶陽警方電話，對方不報姓名、單位，卻稱我的護照製作錯誤，讓我郵寄回去，重新製作，再寄給我。這當然是拙劣的謊言，我找藉故推脫了。
列車抵達成都，已是深夜。讓計程車司機，載去杜甫草堂附近一家賓館，將位址告知《成都商報》一位楊姓朋友。與這位朋友初次謀面，網上結識已有數年。他曾代買一套三冊內部發行的《古拉格群島》郵寄給我，卻拒收書款。淩晨，這位朋友如約來到賓館。我兩手空空而來，拿出數百元現金，還他書款和聊表謝金，他再次拒收。
我首次來成都，打算在成都平原遊玩一個禮拜。他陪我遊覽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我不喜歡四大名著，可向來喜愛杜甫詩詞，記錄的唐帝國的苛政、民生之艱難、邊塞之艱厄，他本身就是苦難而又敢言的民間代言人。歷朝歷代美化的中國史書裡沒有民間社會，而杜甫的詩詞裡卻存在著真實的民間。科舉制度入仕官場，遭貶謫的失意政客文人，要麼寄情山水，要麼遊戲人生；中國國畫同樣多以山水花鳥入畫。它們回避現實的民間社會。
我還預約了成都的友人黃琦先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