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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罪之一：江山比國家重要
江山是私人的，國家是人民的。古代帝王，都將國家視為江山，當作是自己的私產。陳梧桐的這本《崇禎：勤政的亡國君》，在2016年第一次發行時，出版機構是北京的故宮出版社，名為《崇禎往事：明帝國的最後圖景》。而今年再版的這本，則收錄了陳生前的手稿。在中國明史學界，對崇禎的認識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認為崇禎是悲情的亡國之君，罪不在其；另一種則認為崇禎對亡國負有最大和不可推卸之責。顯然，陳梧桐屬於後者。
陳梧桐在書中認為，崇禎即位時，明帝國已經內憂外患。外有後金女真政權對中原的威脅；內有各地難以遏制的民變起義。明帝國統治下的人民，特別是農民，承受的賦稅痛苦已經到達了極限。面對這樣的情勢，陳梧桐認為，崇禎應該以國家利益為重，將遼東地區的女真滿洲視為最大敵人，減輕人民的負擔，團結國內各個階級，共同禦敵。
但崇禎沒有這樣做，反而強化了對中原百姓的壓迫。陳梧桐比較了崇禎時期的明廷稅收，發現崇禎即位之後，對百姓的稅賦徭役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加之崇禎是一個非常看重財政紀律的君主，希望充盈國庫，因此各地官吏只能用壓榨百姓的方式來完成中央的苛捐雜稅攤派。這造成了崇禎的年號在當時的民間有「重徵」之稱。
這種「江山重於國家」的執政心態，導致明帝國的百姓最終和明廷分道揚鑣。闖王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有一句著名口號是「闖王來了不納糧」。農民軍並非不知道關外滿洲人對中土的威脅。但百姓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還指望百姓來為壓迫自己的國家出生入死——這顯然是一個大笑話。
崇禎罪之二：多疑自負、志大才疏、排斥文官集團
陳梧桐並不否認，崇禎在即位時，清除魏忠賢的宦官集團，對明帝國的官場秩序和反貪腐有正面作用。但陳梧桐也在書中指出，崇禎在拔除了九千歲魏忠賢後，又扶植了自己信賴依靠的宦官勢力；不僅如此，崇禎對由文人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非常排斥，也不信任；崇禎的事必躬親，與其說是勤政，倒不如說是他不信賴內閣大臣的作為。
有明一代，黨爭是無可迴避的議題。歷朝歷代的中國都有黨爭。黨爭本身並不可怕，因為黨爭涉及到不同的治國理念，也涉及到不同的利益。政治本身是一種妥協和平衡。因此，大凡成功的帝王，並非消滅黨爭，而是在黨爭中尋求君權和士人集團內部的平衡，讓各方利益都得到滿足。
但崇禎絕非成功的君王。他一方面想消滅黨爭，另一方面又介入黨爭，最終導致士人集團的分崩離析。在崇禎的手上，被冤殺的不止是抗金大將袁崇煥。文臣方面，擔任內閣首輔的周延儒也因為軍機延誤被勒令自盡。周延儒本身並非完人，背後也有黨爭勢力對朝局的影響，但周延儒的施政為明帝國做了最後的修補。周延儒自盡後數月，崇禎也自盡於煤山。
崇禎絕不承認自己是亡國之君，但卻覺得手下個個都是亡國之臣。在亂世之中，崇禎理應積極放手讓士人集團施政。因為最反感清兵入關的，就是堅守漢人道統和民族尊嚴的文官儒學群體。但帝王對權力自私佔有的本性，以及崇禎剛愎自用的個性，將施政中的種種失誤推諉給閣臣。君臣無法一體，結果就是國家的淪亡和政權的分崩離析。
政權興亡：偶然的和必然的
陳梧桐在書中似乎並不反對這樣一種看法：明朝的滅亡是必然，但崇禎如果有所權變，則局勢並非不可逆轉，或許仍能苟延殘喘。但崇禎偏偏是一個追求「大有為」的君主——他的事必躬親，絲毫不計較執政成本的對錯和官民的承受。他也沒有意識到，國家是君王、官僚、百姓「三位一體」的平衡，而非排斥一切忠言善諫的乾綱獨斷。而且，崇禎的諸多獨斷，是錯誤得幾乎不可挽回。例如在農民軍向京師步步緊逼、清兵虎視眈眈的險境中，崇禎屢屢拒絕南遷金陵（明帝國實行南北兩京制，金陵本身就是都城之一）的提議。帝王愛面子而誤國的悲劇一再上演。
明朝的滅亡是必然的，這是舊式帝國王朝無可避免的歸宿。明帝國的歷史雖然集中了中國傳統士人集團對王道和聖教的想像，也是消滅元廷之後的「光復政權」，但明代的黑暗統治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僅以廠衛制度一項而論，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等特務機構的肆意橫行，對中國知識階層的學術創造力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明代的重農抑商和海禁的國策，也讓明帝國失去了在大航海時代興起下追趕上世界潮流、實現機器化、工業化的可能。這些違背歷史潮流的國策，全部都是為了維護帝王之私而實行的。所以，只去譴責這些政策，而不去反思明帝國這些荒誕君主，便是犯了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
明朝的滅亡也是偶然的，但偶然中或許有必然的影子。如果崇禎是一個平衡黨爭、信賴文官集團、輕徭役、減稅收的君王，明朝的氣數或許還能夠維持更久。如果，就算崇禎自盡於京師煤山，南明的弘光朝廷不實行「借虜平寇」的錯誤政策，或許清軍無法統治中原。陳梧桐在書中嚴厲批評了「借虜平寇」的國防政策。因為這一政策的關鍵內容，是聯合和借助清軍，來消滅中原地區的農民軍。但陳梧桐認為，在清軍虎視中原甚至入關的背景下，「借虜平寇」的政策完全無視國土淪喪、無視被清軍壓迫而流離失所的百姓，從根本上說是繼承了崇禎皇帝自私的內外方針。這種方針視滿洲人為皮膚之患，但卻視自己治下的人民不堪壓迫剝削而興起的反抗為臟脾之疾。這種「只有江山而沒有國家」的執政，或許是偶然，也或許是必然。
民主：被忽視的另一種可能
崇禎的悲劇真的無法避免嗎？如果他真的克服了陳梧桐在書中所列的那些弊端，其實只要再做一件事，這個用儒家學說和漢人倫理建立的帝國，或許可以走上一條新的路。在1940年代，中國的民主派人士黃炎培曾在延安窯洞中問毛澤東：歷朝歷代，初建時勤奮勃發，但最後懈怠滅亡，這似乎是無法走出去的週期律，中共如何走出這種週期律？毛澤東對曰：中共已經找到了走出這種週期律的方法，那就是民主。這著名的「窯洞對」，經過中共及親左傳媒報章的宣傳，一度在當時成為美談。
歷史不能假如。崇禎的年代，中國大家輩出，並且已經有了和歐洲類似的啟蒙思想。「明末三先生」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都認識到言論自由和代議政治的重要性。黃宗羲面對明朝帝王專制、廠衛特務鷹犬橫行、冤獄遍地的慘狀，痛心疾首，於是他主張「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學說，認為君王只不過是國家和人民的從屬者。他更希望以儒生學官為基礎建立議會，監督各級官府施政，達到「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的良政善治。當時的中國，並非沒有一絲希望走一條新路。
但崇禎終究是自殺了。黃宗羲的目標也沒有成為現實。代替崇禎坐上金鑾殿的滿清，他們的「預備立憲」因為權貴集團的「假改革」，引來了「真革命」。最諷刺的恐怕當屬「窯洞對」的兩大主角黃炎培和毛澤東。黃炎培的家人在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可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毛澤東也沒有如他在延安時期對美軍觀察組所說的那樣，去「實行美國式的民主」，而是成為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民主、自由、普選、人權，寫在憲法那張紙上，卻消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而把《崇禎：勤政的亡國君》下架的政權就能避免亡國的命運？恐怕只是癡人說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