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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弱紅色宰相 難與諸前輩媲美
中共執掌中國以來，在李克強之前，中國國務院先後歷經了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等6位總理。與前6人相比，出身共青團派系的李克強不單個性弱勢，在政治作為上也幾乎為0。
周恩來作為紅色中國大管家，是中共黨內的不倒翁。紅軍時期，不論是以博古、王明、張聞天為首的蘇聯派掌權，還是以朱德為首的職業軍人集團掌權，或是毛澤東這樣的農民派主政，周恩來都能夠居於權力核心而不倒，成為紅軍的總政委、最高軍事三人團成員，也是後來毛時代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周恩來是留學法國的文人出身，卻籌建並領導了中共的情報特工組織——特科，給國民黨造成致命破壞。在共產黨革命中，周恩來是中共形象化妝師，負責與國民黨和中國各界精英交際，擴張中共影響力，推動統戰。中共建國後，周恩來擔任總理同時，長期兼任外交部長，對內發展經濟，對外打破歐美對中共的外交封鎖。因為周恩來的重要性，毛澤東始終無法打倒周，周也得以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保全自己，甚至還有餘力保全他人。沒有周，中共統治早已坍塌。周去世後，中國人的十里長街送總理，藉故反對毛澤東，釀成四五天安門事件。
毛澤東死前親筆寫下字條「你辦事、我放心；有事找江青同志商量」，讓華國鋒成為接班人。但華國鋒裁剪掉了字條中的「有事找江青同志商量」。光這份篡改遺詔的魄力，李克強恐怕就難以企及。華國鋒也成為中共建國後繼「偉大領袖」之後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任內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革，恢復了停止多年的高考，接近崩潰的經濟也開始逐步恢復。個性老實的華國鋒不計較個人得失，讓鄧小平出山主政。這樣的胸襟在中共這樣殘酷的體制中，是極為少見的。
趙紫陽的地位人盡皆知。他擔任總理期間，協助總書記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掃除文革遺毒，全面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將國家的利潤分散給農民，善待知識分子。接替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趙紫陽甚至想過要制定新聞法和政黨法。他在六四中保護學生、安慰學生的最後身影，成了他最美的墓誌銘。站在他身邊一同慰問學生的溫家寶，後來也成為了總理。溫家寶任內一直呼籲推動民主改革，中國的民間社會空間較為活躍，平西王薄熙來的保守集團被胡錦濤、溫家寶剷除。溫家寶的年代，沒有人將中國視為戰狼。
李鵬和朱鎔基是江澤民時代的總理。李鵬的出名，與他在六四時接見絕食學生、宣佈戒嚴有很大關係。李鵬執政無所作為，但在保衛中共紅色江山上不遺餘力，衝鋒陷陣，堪稱「男兒」。他與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的交鋒，成為歷史經典。
朱鎔基被稱為「經濟沙皇」，是個大有為總理。朱鎔基時代的中國，「機構改革」、「國企改制」和「工人下崗」成為關鍵詞。朱在經濟上希望徹底實現政企分開、國企民營化；精簡政府機構。但奈何中共官僚制度龐大，改革失敗告終。對台政策上非常強硬，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的那番「誰搞台獨就沒有好下場」的威嚇言論，成功幫忙陳水扁。但他那句「香港如果在我們手中搞壞了，我們是有責任的」也讓今人無地自容。
屢以實話為武器 均失敗告終
與中國國務院歷代掌門相比，李克強地位弱勢，難有作為。他唯一的工具是吶喊，引起了輿論波瀾，但於大局似乎無所影響。
中共18大後，習李體制確立。但日常運作的卻是習與王岐山的體制。當時的中國已經開始向維穩政治轉型，外交上也從韜光養晦轉為主動出擊，戰狼遍地，四處烽煙。中共黨內，一波波政治運動以反腐和政治學習的名義迭次襲來。李克強領導的國務院日常工作，似乎不再是中共這套政治體制的中心，而是配合中共黨務系統來為政治運動保駕護航。這是中國政治最大的結構性矛盾之所在。中共黨務體系的工作務虛；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務實；但中共領導一切的前提下，務虛高於務實；這就造成國家日常實務的不穩定、不連貫。這幾乎是任何黨國體制都具有的弊病。我們從幾件與李克強有關的事情上，可以感知到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
一是成功脫貧和「6億人月收入1000元」的衝突。脫貧是中共18大以來定下的戰略目標，也被習近平當作是個人的政績和豐功偉業。當中國各級政府和宣傳機構都大力宣傳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時，身為總理的李克強卻在2020年年中的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全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這個說法瞬間讓全中國和世界輿論震驚不已。中共經濟專家後來宣稱李克強的數據是指平均數；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和海外輿論卻理解為是中位數。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更是不斷報導習近平前往各地視察農村脫貧的新聞，抵消李克強言論的影響。李的此番言論最終沒能阻止中國宣稱脫貧的偉大勝利。
2020年時，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考察山東煙台，盛讚地攤經濟和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也因此，地攤經濟學引發討論。(圖:擷取自中國政府網)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地攤經濟。新冠疫情之下，中國經濟舉步維艱，李克強公開號召地攤經濟，認為應該激發民間社會的經濟創造力。不過，當時的中國官方卻在大力宣傳「後浪精神」。所謂後浪，就是年輕人。中共的宣傳攻勢是希望在疫情的經濟困難下，凝聚年輕人對中共的支持。黨務倡導後浪愛國，總理宣傳擺攤救國。一時間，中國社會掀起了「後浪擺攤」的熱潮。但沒過多久，如同約好一樣，中國全國各地的城管傾巢而出，嚴厲打擊年輕人擺攤。在務虛的黨務意識形態掌控者看來，擺地攤是庸俗的，是不上進的；返鄉創業、再造知青輝煌才是年輕人的正途。地攤經濟在中國無疾而終，卻在另一個地方大放異彩。那就是香港。隨著外資撤離和經濟蕭條，香港已經不再是不夜城，香港政府開始大聲疾呼夜市經濟，不知這是不是繼承李克強的遺志？
當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克強和習近平對防疫措施動態清零的不同調。習及其支持者一直信奉「絕對清零」，認為這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證明，將防疫視為政治合法性。但李克強在疫情期間，不斷強調要發展經濟民生，堅決反對為了硬核防疫而阻斷交通、封鎖城市的行為。很顯然，李不願意為封城這樣的極端措施背書支持。但李個人的願望根本無法撼動中共整體的路線。在中共20大前後，繼續實行所謂健康碼制度，繼續強行驗核酸，繼續進行區域封鎖，繼續國門邊境管制，僵化的做法不動如山。最後，還是依靠年輕人的白紙才終結了這一切荒謬。
李克強並非無知，他很清楚中國社會的狀況，也很明白自己的角色和能力，似乎在無所作為時，乾脆講實話，就是他對這個國家最大的貢獻。說白了，他很清楚自己不應該與十全武功沾邊。因為他也很在乎將來的史書如何記載他。當不了強人，至少要當一個好人。這或許才是他心中真實的想法。
再看兩位李中堂 改革失敗意味變局到來
紅色共產國家的高官離奇死亡，從來不是新鮮事。蒙古共黨創始人蘇赫巴托年紀輕輕便英年早逝，讓外界懷疑他死於蘇聯之手。保加利亞共黨著名領袖季米特洛夫為了擺脫蘇聯控制而佈局人事變動，卻死在蘇聯的醫院。北韓共軍前參謀總長李英浩，曾經是金正日留下的七位顧命大臣，卻因為功高震主而被解除軍職，生死不明。
李克強病逝前，中國相繼非正常解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的職務。半年之內，一個大國出現如此重大的人事變動，預示著中國政局已經進入了極端不穩定的階段。李克強的離去，實際上也宣告中國從1979年以來開始的改革開放步入終結。在李克強擔任宰相的10年中，中國改革的成果基本揮霍殆盡，他所有的作為，只是在改革的停滯、結束和倒退中，留下一個「好人」的名聲。如果僅僅就這一點進行比較，那麼李克強比起李鴻章中堂就差遠了。
李鴻章能組織忠於自己的地方兵勇——淮軍，在剿滅太平天國中立下戰功。李鴻章獨自一人承擔起了晚清洋務自強運動和外交的重任。京師同文館翻譯了大量西方著作，讓中國文人開眼看世界。他送出國的留學生中，詹天佑設計了中國第一條鐵路；唐紹儀成為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國安成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李鴻章領導的北洋水師曾經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海軍。中共享受最多的李鴻章紅利，恐怕是中堂締造的江南器械製造局，它演化成今日的江南造船廠，為中國製造了一艘艘戰艦，包括航空母艦。李中堂洞悉時事，知道大清命不久矣。總督廣東期間，與革命黨來往密切，透過幕僚劉學洵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暴動。革命黨也對中堂大人感激涕零。李鴻章活在一個好時代。咸豐皇帝、同治皇帝、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恭親王，都對李中堂禮敬有加。中堂病故時，老佛爺痛哭萬分，欽授謚號「文忠」。
彼李中堂保的是中國，而非大清。因為當大清不能繼續改革前進時，走入歷史的垃圾場已是必然。這也是李克強所不能媲美的。如果說，兩位李中堂一定有什麼地方一樣，那就是除了出生地之外，面對一個改革停滯的舊帝國對自己才華的束縛，是他們共同的宿命。畢竟，伴隨著第二位李中堂仙逝，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大變局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