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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的工潮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打破了碼頭的平靜。當時，數百名外包工人因長期的不公平待遇——工時長、收入低、福利差而決定罷工。筆者今天將敘述這場罷工的故事，並探討在當下的社會與法律環境下，工人們是否還能夠用同樣的方法進行抗辯與談判。
2013年，工人們的不滿已達到了臨界點。外包吊車司機樊亞坤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同事每天在高空操作吊機，面對著巨大的安全風險和壓力，卻只能在狹窄的機艙內解決生理需求，這種非人道的工作環境讓他們感到了被深深地歧視。而這一切，對於HIT(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直屬員工卻是另一番景象，他們的工作條件遠勝於外包工人。這種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引發了罷工。
「還錢呀，李老闆！」罷工工人的標語直接指向了HIT母公司的領導者李嘉誠，這不僅是對他的財富的一種呼喊，更是對整個社會不公的控訴。罷工持續了40天，最終達成了加薪9.8%的協議。這場罷工成為了香港勞工運動的一個象徵，展現了集體行動的力量。
然而，十年後的今天，香港的社會與法律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20年實施的《港版國安法》為香港帶來了新的法律環境，也為勞工運動設置了新的障礙。許多工會在壓力下解散，勞工運動的聲音似乎被迫沉寂。在這樣的背景下，工人們似乎失去了當年罷工時的那種直接抗辯的可能性。
那麼，工人們還能否用同樣的方法進行抗辯和談判呢？筆者認為，儘管直接的罷工可能性減少，但勞工仍然可以透過其他方式來爭取自身的權益。首先，勞工可以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利用現有的法律渠道進行權益爭取。其次，社交媒體在當今社會中極為發達，工人們可以利用這一平台，提升公眾對勞工問題的認識和同情，從而形成一種社會壓力。
此外，勞工可以尋求國際支援，將他們的訴求帶到國際舞台。國際職工組織、人權監察機構都可能對香港的勞工權益問題表示關注，進而施壓於企業和政府。同時，工人也可以通過更加合法的方式，比如訴諸法院，來解決勞資糾紛。
另外，從過去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罷工不是勞工運動的唯一手段。十年前的罷工成為了一場全民運動，這是因為碼頭工人的抗爭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援。在當下的香港，雖然社會運動面臨著更多限制和挑戰，但公眾的支援仍然是勞工運動能否成功的關鍵。
從社會大眾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公眾對於保護勞工權益的意識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公民社會的問題。工人的權益保障，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與文明的重要標誌。公眾可以通過消費選擇、社會活動參與等方式，對那些剝削勞工的企業施加壓力。
在《港版國安法》的新形勢下，勞工運動的策略和方法必須進行調整。儘管直接的罷工或許不再是一個安全或可行的選擇，但這並不意味著勞工就無法進行抗辯。重現當年的戰效，勞工需要更加智慧和靈活，尋找新的抗爭模式和平台。
例如，工人可以通過建立線上社群，進行虛擬抗議或使用社交媒體的力量。這樣既可以避免直接面對法律風險，也能夠繼續發聲。勞工也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身的技能，增強在勞動市場中的議價能力。此外，工人可以尋求與其他社會團體的合作，形成跨界別的連結，從而增強社會運動的力量。
總而言之，十年前碼頭工人的罷工是香港勞工運動的一個高峰，它展示了集體行動的力量和公眾支援的重要性。十年後的今天，雖然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但勞工的抗爭精神並未消失。通過不斷的創新和適應，香港的勞工依然能夠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爭取應有的尊重和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