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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台灣如何看待兩岸事務性聯絡與溝通？
自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職以來，實行穩健與維持和平現狀的兩岸政策，不斷宣示以《中華民國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政府也不斷強調，願意為建構兩岸之間有序、和平、善意的互動交流善盡一切努力。
至於兩岸事務性溝通，包括今次漁民事件，事關人民權益和福祉，作為民選政府的台灣官方，必然是以人民利益為最大考量，因此一直對兩岸官方之間的事務性溝通持積極、善意的立場。以觀光為例，2016年之後，中國大陸個人遊的觀光客來台人數一度上升，台灣也採取了諸多措施歡迎陸客前來台灣，提升旅遊品質，便捷各種手續的辦理。
然而，北京當局卻基於以經逼政的考量，在蔡英文總統就職後，逐漸減少和限制陸客來台人數；先是針對團體旅行，後來則完全停止陸客團體及個人旅遊。陸生就學方面，台灣一直釋放善意，並將陸生納入台灣健保範圍。但北京則反其道而行，停止審批陸生來台就學，更以所謂反台灣間諜名義，對來台陸生進行恐嚇威脅，為兩岸文化教育交流蒙上陰影。簡言之，陸生、陸客無法來台，並非台灣不開門，而是北京不放人。
焦點二：兩岸官方聯絡為何中斷、責任在誰？
兩岸官方之間的聯絡溝通，分為政治性對談和事務性協商。政治性對談難度大，但事務性協商無關政治，而是關乎兩岸人民權益。因此，台灣一直主張，兩岸的事務性協商，應就事論事，不應當附加或強加任何政治性前提。
但北京卻一直試圖以一個中國為內容的九二共識強加台灣，以此作為兩岸溝通的前提。必須看到，在北京的九二共識中，全無各自表述的可能性，也絕無中華民國存在的空間。2019年元月，北京更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因此，北京定義的九二共識，對中華民國進行去主權化，將台灣矮化為一省或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全體國人必定是斷難接受。
北京方面也多次表示，兩岸之間官方溝通中斷，是因為政府拒絕接受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因此，兩岸溝通中斷，責任完全在北京。是北京方面將民生議題政治化，給正常和必要的兩岸人民交流溝通，施加了企圖消滅我國主權的政治前提。
焦點三：兩岸之間，過去是否有過不附加政治前提的官方接觸？
兩岸之間，不附加政治前提和預設條件的官方對談不但出現過，而且在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至少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小三通對談和實現；第二次是2003年兩岸春節包機；第三次則是所謂澳門模式，兩岸官方以顧問身分參加業界事務性溝通和談判。三次都取得了成功，各界反響正面。
可見，只要北京有談判的誠意，兩岸之間完全可以在不預設任何前提的情況下進行溝通，解決兩岸人民互動交往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焦點四：既然兩岸曾經有過不附加政治前提的官方接觸，為何如今不可？
兩岸之間在陳水扁總統時期的官方接觸並未附加政治前提，有兩方面因素。一是台灣對主權的堅持讓北京無計可施。另一方面，當時的北京是由立場較為溫和的胡錦濤執政，中國大陸剛剛加入WTO，需要融入世界市場。因此，當時的北京不論是內政、外交還是兩岸政策，採取的是相對較為柔性的路線。例如，在兩岸政策上，胡錦濤當局提出的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
但伴隨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主政，北京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升高，對內、對外立場都走向強硬。對台灣蓬勃生機的民主體制和人民自決意識也展現出越來越多的敵視態度。
因此，兩岸之間昔日溝通模式不再，是北京內部權力體系重組帶來的結果，並非台灣改變了善意。
焦點五：北京為何要在兩岸事務性談判中施加九二共識這樣的政治前提？
北京一直視兩岸問題為內政，不接受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的客觀事實，也不接受台灣人對前途的自決之權。北京當局是一個以意識形態掛帥的政權，在北京當局的思維中，只有權力的統一和領土的擴充，沒有人民的生活和福祉。自1989年以來，北京當局以民族主義作為其執政的合法性，而兩岸議題更是北京當局用來激發和煽動內部民族情緒、維繫其一黨專政體制的最佳出口。因此，任何涉及到兩岸官方甚至是民間往來的事務，北京當局慣以一中原則的政治限制來對我國政府或人民進行壓迫。
焦點六：對兩岸事務性協商施加政治前提，有何危害？
兩岸事務性協商，多是與兩岸人民、經貿、文化往來互動有極大關聯，並不涉及到兩岸之間的政治爭議。本著人民最大、民生第一的原則，兩岸在事務性協商中應當擱置政治爭議，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來處理雙方互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但是，北京當局一直在兩岸事務性協商中施加政治障礙。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時，我方即提出兩岸之間的事務性問題，應當擱置一個中國的問題，允許各自表述對一個中國的理解，但不獲北京認同。這也是兩岸1992年並無共識的原因。
以政治原則破壞事務性協商，受損害的終將是人民。例如，香港官方在北京要求下，逼迫我方駐港人員簽署一中同意書，遭拒絕後，我方人員不獲港府續簽證而撤離；港府也以同樣理由撤離在台機構，導致香港居民無法在台辦理護照等業務。
焦點七：八年來，北京對我國主權有哪些傷害作為？
這八年來，台灣一直希望建構良性、有序的兩岸交流模式。但北京在外交上不斷拔除台灣邦交國，掀起外交戰，限縮我國國際空間。
政治上，拒絕與台灣民選政府進行溝通和對話；不斷利用在野黨和我國民主體制，對台灣進行滲透和影響。
經濟上，利用兩岸已經達成的協議對台灣進行要挾，以經逼政；動輒用檢驗檢疫的名義對台灣銷往對岸的商品進行限制。
軍事上，進行軍機、軍艦的繞台行動。
文化上，不斷利用交流活動對台灣進行滲透，並拉攏台灣民眾西進參與各種具有統戰色彩的活動。
人權上，進行長臂管轄，肆意拘押台灣人民或涉及到台灣的人權活動人士，例如李明哲、富察、楊智淵等。
焦點八：去脈絡化的「和談溝通論」，有哪些誤區？
綜合以上所述，必須辨明的是，國內部分人士的「和談溝通論」，誤認為台灣官方反對兩岸溝通，並將兩岸溝通中斷的責任歸咎台灣民選政府，事實卻正好相反。政府一直主張不設前提的交流溝通，是中共方面關閉了溝通的大門，將兩岸議題作為維護其政權統治的工具進行操弄。
而完全無視於對岸政權預設的政治前提，忽略這次快艇翻覆意外的本質，更忽略了兩岸交流歷史的經驗教訓，這種去脈絡化的論述無形中，已經充當對岸統戰、分化國人的工具卻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