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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國陣線曾經是海外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中國民主運動組織，主要由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和中國大陸留學生發起組建，在全球各地普遍建立了分部和支部，成員人數曾達上萬之多。
六四屠殺事件之後，經由香港黃雀行動救援的八九民運重要參與者流亡到法國。一九八九年七月，流亡法國的嚴家祺（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吾爾開希（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萬潤南（當時中國大陸最大的民營企業四通公司原總裁），以及先前已經在美國的蘇紹智（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和劉賓雁（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共同發表了《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倡議書》，得到全球各地中國留學生組織和華人社團的積極響應。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舉行，嚴家祺與吾爾開希搭檔，競選理事會主席和副主席，在選舉中戰勝了另一組搭檔楊建利（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來自中國大陸的數學博士生）與許思可（美國來自中國大陸的音樂博士生）。錢達（來自台灣的留美碩士）當選監事會主席，萬潤南被任命爲秘書長。另有多位知名的八九民運參與者當選理事或監事，其中包括蘇曉康、老木、遠志明等人。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民主中國陣線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家希爾頓飯店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約二百名代表和受邀請的來賓與會，另有爲數衆多的自行列席者，我即是自行列席者之一。當時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正處於高潮期，民主中國陣線的聲譽如日中天，代表大會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二百多名與會代表、來賓及列席代表均住宿在希爾頓飯店，一日三餐也由希爾頓飯店提供。據與會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我，兩天會議的食宿費逾九萬美元，另外還要支付一百多位代表和來賓的飛機票。對於剛抵達美國不久的我而言，會議費用有些驚人。可以說，當時各方捐款踴躍，民主中國陣線經費充足。我記得，一九九二年五月我訪問台灣之時，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馬樹禮曾當面告訴我，他將192萬美元的支票交給了民主中國陣線，說是台灣各界在八九民運期間的部分捐款。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海外民主運動活動，而且是代表大會，從而學到了許多民主常識，例如如何確定會議程式，會議和選舉如何有序進行。有一位與會的民運人士告訴我，過去都不知道如何開會，會議期間雜亂無序，紛爭不斷，是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首先引進了《羅伯特議事規則》，解決了海外中國民運組織如何開會的問題。
當時有兩組人選搭檔競選民主中國陣線主席、副主席，一組是萬潤南和許思可，另一組是朱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改革四君子」之一）和徐邦泰（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來自中國大陸的新聞學碩士生、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聯委會主任）。競爭激烈，選情緊繃，會埸內外擁萬（萬潤南）派和反萬派都在爭分奪秒地拉票，選舉結果是萬潤南和許思可以十票的優勢獲勝，當選主席和副主席，讓我首次見識了什麽是民主競爭。
在代表大會第一天上午的首次會議上，多位知名來賓致辭之後，有一位代表臨時提議，說吳仁華離開中國大陸不久，應該讓他發言介紹最新情況。大會主持人回答：會議必須依照預定的議程進行，不能臨時增加發言人。於是有一位代表提出緊急動議：給吳仁華五分鐘發言時間。根據《羅伯特議事規則》，緊急動議必須立即付諸表決。表決結果，多數代表同意讓我發言五分鐘。
第一次在大會上發言，面對的又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和活躍人士，我的心情難免有些緊張，手握話筒沉默了數秒鐘，做了一次深呼吸，然𢓭才開始發言。
我發言的大概內容是：我是從天安門廣埸走出來的，經歷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在座的許多人與我一樣，也是從天安門廣埸走出來的，我們是同道。現在有許多同道被關押在中國監獄中，面臨著重刑判決，他們急需得到海外的關注和營救，他們的家人急需得到海外的人道資助。但據我所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爲海外所知，他們的家人至今沒有得到海外的人道資助。在中國公安部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令中名列第三的劉剛，他的母親在東北罹患重病，是北京的朋友捐款三千元人民幣予以救助。不關注和營救他們，不給他們的家人提供人道資助，我們還算是同道嗎？！我們還有道義可言嗎？！民主中國陣線可謂是八九民運的產物，應該立即撥款用於人道資助。
我在發言時雖然極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但仍然無法掩飾內心的哀傷、不滿和憤怒，幾度哽咽無語，淚水掛滿了臉頰。我的發言結束時，全埸爆出熱烈而持久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