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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學時候，政治哲學史這門課對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課上老師放了一部記敘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電影給我們看。片中正值二戰之後，以色列宣佈抓到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這位前納粹軍官被稱為「死刑執行者」，他手裡沾滿了猶太人的鮮血。而漢娜·鄂蘭特作為知名猶太女哲學家，被邀請前往出席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審，並為此做出相關報導。庭上，阿道夫為自己辯護說：作為一個軍人，上級的命令必須要服從，我所執行的全部死刑，都只是服從命令，效忠我所宣誓效忠的物件。漢娜·鄂蘭受此影響，作為納粹暴行的受害者，她不僅沒有譴責阿道夫·艾希曼，而且表示理解納粹軍官的言論。
從看電影到現在已經多年，有些細節我已經完全模糊。但阿道夫的那番話令我很震驚，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就是更新了我的三觀（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邪惡的平庸 充斥於中國社會
我們生活在共同體和共同體的交疊中，這個共同體小到是一個兩口之家，大到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每個共同體都需要或多或少的約束和規則來維持穩定，作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維護共同體和其中每一位成員的利益，與其一同追求善，是人的義務。當時受到這種想法的影響，高舉守約的美德，認為人最首要的就是尊重共同體中的約束，所以在戰爭中一切暴力手段都是允許且值得尊重的。有這種想法為前提，自然就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久而久之，為很多不公義的舉動找到很多藉口，甚至在我們（秋雨）教會被取締以後，我們被員警、社區人員騷擾的時候，我甚至在想，這些人也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從工作中服從上級這一點看，不能說他們有錯。
成都秋雨教會創辦人王怡牧師(右)與覃德富長老(左)。(教友提供)
但是現在，我必須要承認，長期以來「維護共同體」就等同於「守約、追求善」，在等同於「做義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對我來講，天國子民也就是教會，是我首要維護的共同體，教會是順服上帝的群體，教會中的教導是屬靈的或說道德層面上的，所以我在維護教會的時候，所追求的「善」，是一種非政治也非物質的屬靈生活。
最高的善 應以人性為念
但是，還有很多人他們首要維護的是政治共同體，比如國家中的各種黨派，又或者是商業共同體，就是各種公司、企業，對於這些共同體來說，「善」可能是一種政治目的或經濟收益，如果把這些看成最重要的，就成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無理性的高舉集體而忽略個人，等同於把人貶低成動物，把人劣質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人作為有靈魂和道德感的生物，人性是必須被尊重的，應該有一種「最高的善」首先守護「人性」，這是作為人的最高原則與價值。
事實上，「最高的善」已經出現在我們生活中，在不同的文化中，父母對於孩子都有撫養的義務，孩子對父母也會有回應；我們都知道欺騙是不好的，殺人、偷盜也是不被允許的。這是生活中最簡單的、最不容易被發現的約，恰恰是所有人都默認自己應該遵守的。這些約定的普遍程度讓人覺得不需要特別提出來再說一次，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對於這些默認的約定，全世界還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章法提出來，甚至有些條款沒有被寫進法律，因為它們普遍到連三歲小孩都明白。沒有被寫出來的後果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希望走捷徑，可能就會違背這些約，這是對人性的羞辱，人際關係、共同體關係極大解構。
十誡後六條 強調人與人關係
如果我要用最精煉的話講出這個「最高的善」，我會用基督教十誡中的後面六條來代替：第五誡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第六誡 不可殺人。第七誡 不可姦淫。第八誡 不可偷盜。第九誡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第十誡 不可貪鄰居的房屋；也不可貪鄰居的妻子、僕婢、牛驢，和他一切所有的。十誡原文是埃及時代摩西所寫，此處引用的中文譯本是1919年從英文修訂標準版聖經翻譯的和合本，所以乍一讀覺得非常不現代，但當我們取出那些很有年代感的詞語比如「牛驢」、「僕婢」這類，再看一次，最後一條就是不要嫉妒和貪戀別人所擁有的。
有人或許會認為我用基督教的十誡作為最高的善來要求去全部人，是對於其他信仰的不尊重，我必須先解釋一番，之所以選擇後面六條，是因為基督教神學課程中常規認為前面四條在強調人和上帝的關係，後面六條是在強調人和人的關係，所以我用來形容共同體中應該遵守的約最合適不過了。我強調的重點根本不是「人必須守基督教的律法，世界才會變得美好」，本著尊重和愛的原則，我不會要求或教導所有人必須做什麼，我只是引用十誡後六條，概括我所認為的「最高的善」，事實上，「最高的善」這種概念也不是我的發明。
本文作者任瑞婷。
六四屠殺 讓軍隊成了獨裁政權走狗
前面所有的鋪陳，只為了引出我接下來的論點，有一種藏於靈魂的約，是跨越文化、時間、性別適用於全人類的道德約定，這個道德約定，高於一切共同體的利益。換句話說，當一個軍人要效忠軍隊，這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在和平時期，軍隊如果要求軍人拿起槍對準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則是錯誤，而且是沒有任何藉口的錯誤，甚至可以說是犯罪。
1989年坦克開進北京的時候，我尚未出生，前幾年我才慢慢瞭解那一場血腥屠殺。中國軍隊的口號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在1989年，他們沒有打勝仗，因為他們的對手不是敵人，他們只是在一場毫無人性的暴力中充當了無神論獨裁政權的走狗。我這麼說不是為了蹭熱度罵他們，因為在中國，自願充當走狗和爪牙的人有太多了，而他們是一個極端的典型。
因為信教 被24小時嚴密監控
這樣狐假虎威的面孔，從前也離我很遠，以致於我很少為那些被他們欺負的人說話。但是在我們的教會被取締之後，長達半年時間，我一直全方位的和這些人接觸。剛被他們抓到的那一段時間，他們派人24小時守在我的家門口，最多的時間我們家門口有十幾個人，三個人守我爸爸，三個人守我，四個人守我先生。甚至耶誕節想要外出吃飯，還需要提前跟他們通報，未得允許不得外出。好不容易通過外出吃飯的申請，當天一共七個人貼身跟我們。
這樣嚴格控制我們出行，僅僅是因為我們是秋雨聖約教會的會友，我們認同教會和王怡牧師的教導，僅此而已。當我略帶嘲諷地對他們說，我們吃著好吃的，你們就在旁邊看，還挺辛苦啊。對方則臉皮很厚地回答：不辛苦，幹這一行都這樣。我算是理解到什麼叫「幹這一行都這樣」，我們教會其他會友的遭遇更嚴重，電錶被盜、門鎖被澆水封、停水、被逼搬家，比比皆是。可是每當這些人做完這些無恥又犯法的行為以後，總會點頭哈腰地對我們說：對不起呀，上面交代下來的工作，請配合一點。
維穩至上 所以容許以惡治「惡」？
看守我先生的一個小夥子，跟我先生差不多大，家裡房貸車貸還要養兩個孩子，說自己經濟壓力很大，萬萬不能丟了這個工作，每次來找我們的時候都顯得萬分不好意思，但還是一天兩次來家門口拍照回去交差。
跟這些人熟了以後也會拉拉家常，發現他們也只是普通人，在家也是母慈子孝的溫馨。在民主國家，員警、社區人員（民主國家大概沒有社區人員），只是普通的職業，但是在中國他們身上還肩負著維穩大任，我們不幸成為他們的維穩物件，就需要承受他們對於我們這樣的「社會不安定份子」的一切教訓。在我被嚴加看管期間，我很好的朋友打電話安慰我，他說：你要理解國家，這是沒辦法的事，或許你沒做錯什麼，但這一招總還是防住一些真正的壞人。後來我對他講，沒有人希望有壞人出現，也不希望壞事發生，但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杜絕，可是總不能以作惡方式來防止人行惡。
我一直很抗拒配合這些人對我的監視，後果就是被抓進派出所，由副所長親自出面「親切地」給予來自黨的關懷，告訴我沒有抓我已經是天大的恩賜，要是不乖乖聽話，總有辦法關我個十幾二十天。
甚麼法都大不過共產黨
那時候正值寒冬，我坐在審訊室的鐵椅子上，沒有穿秋褲冷得要命。面對兩個員警和三個預備來監視我在鐵椅子上過夜的社區人員，我堅決不簽任何承諾書。從前我還報以希望，跟他們講法律和道理，我犯法可以抓我，沒道理無緣無故地監視我。後來副所長先生親口告訴我，像我這種只上了初中沒文化的人就不要跟他講法了，什麼法也大不過共產黨。
有一位社區人員問我，平時也都接受了他們對我們「特殊關照」，怎麼簽一個字就不願意配合了。我說我接受那些關照是因為我理解他們底層人員需要工作，所以不為難，不代表我認同你們的做法。其實你們這樣對我就是非法監視，如果我簽字，說明我支持你們侵犯人權。今天你們可以對我這麼做，來日也會在別人身上故計重施。對方尷尬地笑著說不會的。
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惡毒的政權
我希望那個時候曾監視我的人，都沒有染上武漢肺炎。聽說我從前住的那個區域，現在被嚴加監控，每戶人家兩天才能有一個人出門採購，而且是拿著出入證憑票出入。租客們更是一步都不能走動，否則將和房東一起面臨著高額罰款。
當時監視我的人現在是在被監視，還是又去監視別人我不得而知。我只想對那個小夥子說，做壞事就是做壞事，動機只是藉口。武漢肺炎吹哨人被抓，被強行簽下「悔過書」，我大概能夠猜到李醫生在審訊室裡是被員警怎麼「教育」，2018-2019年間我和身邊的弟兄姊妹也被教育過幾次。
從造謠者到吹哨人，從可防可控到各地封城，最可怕的不是疾病，而是一個惡毒的政權和他們的愚蠢爪牙。
我一向很認同我的老師冉匪對中國人的判斷。中國文化中沒有「信」這個概念，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信任，所以在中國「約」和「法」形同虛設。因為沒有信，人際只能依靠「關係」，血緣關係、姻親關係、同窗關係等等，在所有關係中最最崇拜又屬看得見的血緣關係，血緣關係地理化之後，就變成了「故鄉情結」。在武漢封城後，武漢身份證在全國各地被歧視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
藝術源於生活 但生活總高於藝術
此外，各地上演的搶物資鬧劇，讓中國大一統的假象破滅，物資借道從他省經過，就再也拿不回來這種事，電視劇都不敢這麼編，可見藝術源於生活，但生活總是高於藝術。
因為沒有「信」，所以不遵守「約」，中國其實是一個最蔑視公義的國家，所以總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災難面前固然能夠看到人性之美，但是於中國而言則是醜態百出。要說中國最醜嘴臉，必定數外交部發言人耿先生和華女士，撒謊成性還以此為傲，他們最惡毒之處在於顛倒黑白，比起很多作惡事不自知的洗腦百姓，他們以愚弄百姓為手段藉此換取自己的利益。
其次，是大部分中國的軍隊和員警，中國軍隊的貪污腐敗早已不是新聞，警匪勾結也不是新鮮事，對黨的愚忠高過對正義和道德的追求，他們就如同警犬一樣，上級指哪兒咬哪兒，只管咬，不管是非對錯。最後，是完全罔顧道德，喜歡破壞規則的人。
人民的懦弱 養出為所欲為的政府
我曾經也被員警和社區非法傳喚和監視，清楚這些公務員如何消費人民對於法律和規則的信任，但我同樣知道，有很多人明知他們所行有錯還是去恭維他們，所謂關係到位了好辦事，普通人對於權力的崇拜和懼怕，不僅不反抗和質疑非法行為，而且還全民投入參與，這才導致這個政權現在為所欲為。
我理解對政府的惡行要做到真正的、有效的反抗幾乎不可能，同樣也理解面對這些威脅，很多人會多少做出妥協，可是我呼籲所有人堅持一點，即使我們不敢為身邊的不公義發聲，但是我們至少可以保證自己不要做不公義的事。
安蒂岡妮準備埋葬死去的波呂尼刻斯。圖:PIXABAY
沒有道德的民族是被詛咒的民族
正義不是衛生紙，吃飽喝足的時候拿出來擦擦嘴巴就丟掉。中國人如果繼續沒有誠信，任憑自己做沒有道德感、不追求「最高之善」的人，這個國家一定會爛掉。做毒疫苗的人吃的是別人家的毒饅頭，吃毒饅頭的人穿的是別人家的毒衣服。和平時期國泰民安的假象，在肺炎風波中已經破滅，其實最恨中國的是中國人自己，他們自己給自己服下了慢性毒藥。
從前我讀安蒂岡妮的故事，只覺得她死得很可惜。後來我明白了，對她而言，心中的道德高於國王的命令，沒有道德感的國家和民族，是被詛咒的民族。正如現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