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一)／思想劇變的序幕 - 新聞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十一集，《思想劇變的序幕》。

與此同時，軍隊的很多做法讓我產生抵觸情緒。我不願意踢正步，自然也踢得不好，最後教官們覺得踢成這樣實在不能進入正規方隊被領導檢閱，於是就和其他幾個正步走不好的同學被清理出「革命隊伍」，從事後勤工作，送水、澆花、幫廚、運輸、打掃衛生等等。這反倒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體驗不同的事情，不必成天到晚機器人一樣重複機械動作。

軍校有很多演出，雖然一半以上的節目屬於紅色文藝，但仍有很多讓我得到心靈震撼的時刻。我參與編輯文學刊物《綠園》，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寫了很多詩歌。軍訓那年的寒假，我回東北老家調查農村孩子退學的情況，寫成調查報告，受到獎勵並且鉛印成冊。「拉練」的過程中，見到了更多和我一樣貧困的民眾，引發我對社會問題的繼續關注與思考。貧窮一直是我難以擺脫的生存環境，它不知不覺地也成為我關注和參與政治的某種起點。

貧窮是引發關注社會問題的起點

我在軍校也接觸到一些自由化思想，比如北大一個叫劉鳳楨的老師講《法學概論》，他的很多說法和紅色說教截然不同。來自北京等大城市的很多同學親歷過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和大屠殺，他們講的故事和書上、電視上說的不一樣，幾個思想活躍的「反動」同學隱隱約約成了我較早的啟蒙。我在那些批判劉曉波、方勵之等人的官方出版物上，也讀到了那些「反動分子」、「六四黑手」的言論，後來我意識到，這些被當做反面教材的言論，也在對年輕的頭腦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啊。我並非個例，我後來聽到一些朋友也有類似的思想經歷。估計宣傳部門和教育部門也意識到了這個悖論，可怎麼辦呢，要堅決批判反動思想，與階級敵人爭奪思想陣地，又不能引用反動分子的言論……

我那單純的心靈從來沒有停止去感受新鮮事物；我那被染得通紅通紅的、幼稚的大腦也一直在運轉，在「思考」著社會、政治和人生。在這一年和隨後幾年的北大生涯裡，我像一個小小星球，被來自不同方向上的星體碰撞、吸引、撕扯，不斷偏離預定的軌道。

一年軍訓終於結束了。1992年9月，我來到了北大校園。那時的知識界，六四後的恐怖肅殺氣氛已經慢慢緩和，正在迎來文革結束後中國思想界的第二個活躍期。第一個活躍期就是所謂「80年代文化熱」，出於對文革浩劫的反思和對中國未來的關切，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領域掀起一股文化啟蒙熱潮，持續近10年的時間。有胡耀邦、趙紫陽、「三寬部長」朱厚澤等高層的改革派，有各種思潮的翻譯、論述、出版和激烈交鋒，形成諸多思想流派和團體，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社科著作和一批優秀學者。這段令人懷念的思想活躍期在鼎盛時期突遭不測，被碾碎在1989年6月的坦克履帶之下。它對中國社會以及1989年民主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不過那段時間我在讀小學和中學，除了朦朧詩、港臺音樂、知名的文學電視作品，思想界的激烈交鋒很少能輻射到我們那樣的偏遠山區。

1989.5.16 中蘇兩黨的總書記（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會晤。這是趙紫陽在中共電視上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隨後趙紫陽即被黜，因為他同情學運反對軍事鎮壓。（圖：六四檔案）

而六四屠殺帶來的幾年沈寂之後，第二次活躍期開始暗流湧動。在北大，每天都有各種講座，從哲學、歷史、文學，到政治、經濟、社會，花花綠綠的海報貼在三角地；講者是來自校內外的學者、作家，很多是全國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偏向自由主義的最受歡迎。除了選課聽課，我在圖書館借書看，如饑似渴。窮山溝裡長大的我在北大算開了眼界，拼命地聽啊、記啊、讀啊、思考啊，我的思想熱浪也在暗中翻滾。

自由主義思想二次活躍期暗潮洶湧

我讀本科的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慢慢滲透，這在共產黨中國的言論管制和思想控制的大環境下，也算是一個驚人的發展。1992年年初，天安門屠殺的主要劊子手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被六四中斷的改革進程再次啟動，這也是走向「中國模式」的重要一步。所謂改革，實際上是瘸腿改革，即政治上繼續堅持一黨獨裁，而經濟上逐步市場化。所謂南巡，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類似，也是鄧小平等人意圖挽救中共統治的舉動。

六四屠殺是一場蓄意展示血腥的屠殺，它有計劃地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就是為了讓人們明白「誰想要紅色江山，拿2000萬人頭來換」的道理，就是為了把抗爭者嚇住，使人民群眾徹底放棄抵抗。這樣一來，無論共產黨想要改革，還是想要走北韓道路，都不會有什麼阻力了。市場化實際上是權貴私有化，是對人民財產的肆意掠奪，但反抗的聲音已經被提前消除了。市場經濟的推行需要對過去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進行修正和調整，這給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無疑開了一道門縫兒。另一方面，六四開槍的恐怖帶來極大的心理震撼和穩定政權的效果（「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這反而使得一部分中共高層認為，思想和學術領域的討論，只要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就不會對政權構成直接的威脅。

1989.6.9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顯示大局已定。（圖：六四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