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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5月出生於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的一個猶太家庭。嬰幼時期，經歷列寧格勒圍城戰。他和他的父母都是免於戰火與饑寒的幸存者。他的學校生活並不愉快，周圍大都是反猶主義者。念小學就因鄙視無孔不入的列寧畫像而覺得自己「從小就像個異見者」。為減輕家庭負擔，他15歲離開學校外出打臨工，幹過車工、司爐、水手、醫院太平間的雜工等十幾種工作。當時波蘭在文化上比蘇聯開放，翻譯出版了很多文學作品，他自學波蘭文、英文，這使得他在禁錮時代獲得思想資源。他寫詩、譯詩，1958年，他的詩歌《列寧格勒附近的猶太墓地》和《朝聖者》通過「地下出版」廣為流傳。
黃翔1941年12月出生於湖南省武岡縣的「反動地主」家庭。比布羅茨基小一歲。他的父親是留過東京帝國大學的國民黨軍官，後被關進共產黨監獄秘密槍斃。母親畢業於復旦大學，卻在「新中國」成立後與兒子失散半個多世紀之久。他9歲就因打撈井中的一條死魚，被農協主任當做「蓄意投毒，妄圖害死貧下中農」的罪犯捆成肉粽子，遊街示眾，15歲進入貴陽一家礦山机械廠當車工。18歲那年，因丟棄工作漂泊到柴達木的青海湖，被帶著手槍和手銬的工廠保衛科幹部抓回去投入監獄四年，其罪名是「試圖偷越國境叛國投敵」。
只小學畢業的他，全部的精神營養來自於偷閱閣樓上父親留下的大量藏書和《文藝日記》。
從1962年起，布羅茨基就被秘密列入監視的黑名單，日常性地受到騷擾與恐嚇，兩度被關進精神病院。1963年，他正式被捕。所謂「十六條罪狀」之一是熱衷於閱讀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等被官方斥為「叛徒」、「敵人」、「頹廢的形式主義者」和「反革命僱用文人」的作品。他在火車上朗讀，還印出來與朋友分享。
1964年1月，列寧格勒法院開庭審判他，指責他是一個「懶漢和寄生蟲」、並「利用黃色詩歌和反蘇作品毒害青年」。
「你的職業是什麼？」女審判官薩夫雷亞夫人，以輕蔑的眼光看著站在她面前襤褸不堪的被告。
「我是個詩人和翻譯家」，他回答。
「你是作家協會的嗎？誰說你是一個詩人？是誰把你引入文壇」？審判官的眼中只有加入官方的作家協會才算得上作家的職業。
「沒有誰。是誰把我引入人類的呢？」他回答。
「你學習過如何做詩嗎？」又問。
「我以為這在學校不能學到，」他答。
「那麼如何學呢？」再問。
「我想這是從上帝那裡來的。」他再答
他被判服5年苦役。是年，他不滿24歲。
1964年，黃翔不滿23歲。中國正是「四清運動」的期間，出獄後的他口袋里揣著無處落戶的戶口，身上釘滿歧視的眼光。他嚎哭：「饑餓侮辱著我的尊嚴/我向我的民族伸出手/巴掌打在我的臉上/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1965年，布羅茨基被流放到離阿爾漢格爾斯克不遠的勞改農場當伐木工，同情他的官吏指派他到一個小村莊里運牛糞、挖石頭墾荒、下地播種與收穫。這18個月中，他有一間可以讀書的小屋，他研讀了英美詩人奧登、羅伯特·佛洛斯特的作品。這一年，他的第一部詩集《韻文與詩》在美國出版。
在生活上，除了他的母親，白銀時代（Silver Age，二十世紀前二十年，俄國現代主義詩歌創作高峰）詩人阿赫瑪托娃，也是他的導師和知己，經常請年輕的詩友帶食品去看他。
詩人阿赫瑪托娃是布羅茨基的導師和知己。 (wikimedia commons)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狂熱的紅衛兵砸爛了教室、學校，放火燒了教科書和一切中外文學書籍，「火燒」、「踏平」、「打倒」、「油煎」、「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語言暴力以及「最最最」、「萬壽無疆」、「偉大舵手」等高分貝的定型格式的言辭滲透日常生活。地下文學沙龍被取締，作家、藝術家要麼不堪凌辱，被迫自殺，要麼充當「遠看是狗，近看是郭（沫若）先生」的御用文人。這一年，革命群眾將黃翔「前科反革命分子」揪出來輪番批鬥，並被內定判刑10年。
1965年9月，布羅茨基案獲得自由，原因是國內外作家的強烈抗議，蘇聯當局迫於壓力，不得不提前將他釋放。雖然還沒有被平反，但是他的詩集《山丘和其他》、（1966年）、《詩集》（1966年）、《悼約翰·鄧及其他》（1967年）、《荒野中的停留》（1970年）等陸續在美國、法國、西德和英國出版。
1967年，布羅茨基的兒子出生，為了不讓兒子受自己的政治牽連，他給兒子取了他妻子的姓。
這一時期的黃翔，「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白天苦力為生，晚上接受大小批鬥。他仍然秘密創作了《野獸》、《白骨》、《我看見一場戰爭》、《火神交響曲》等大量的作品，對「紅太陽」的毛獨裁質疑：「為什麼一個人能駕馭千萬人的意志/為什麼一個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他與啞默等「黑五類」躲在被廢棄的天主教堂頂樓，嘶喊出：「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我是被踐踏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一個時代撲倒我/斜乜著眼睛/撕著/咬著/啃著/直啃到僅僅剩下我的骨頭……」。他將手稿隱藏在米缸、蠟燭、竹筒、牛棚的茅屋頂上。
1970年，黃翔的兒子出生，因病住院，但他被「管訓班」重點控制，不許探望，直到兒子斷氣。他親手挖土埋葬兒子後提一把菜刀衝到「專案組」負責人的家，被扭送進精神病院，從此被人視作「瘋子」。
1972年，布羅茨基被宣佈剝奪蘇聯國籍，塞進一架飛機驅逐出境。離開祖國前，他寫信給蘇共領導人布里茲涅夫：「跟國家相比，語言更加源遠流長。我屬於俄語。雖然我失去了蘇聯國籍，但我仍是一名蘇聯詩人。我相信我會歸來，不是他本人歸來，就是他的作品歸來」。
定居美國後的布羅茨基榮冠排隊而來。1973年-1979年，先後成為美國各名校的客座教授，1981年成為美國藝術及文學學會會員，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的天才獎，1986年其散文集獲得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的批評獎。
布羅茨基在密西根大學任教。 (圖:wikimedia commons)
同一期間，黃翔完成組詩《從死中覺醒》以及一系列作品，但他仍被視為「異端」，無一字能見陽光。1978年～ 1979年，他五次北上首都，首創中國「民主墻」時期第一個民間社團與張貼油印民刊《啟蒙》。結果是刊遭查禁，人入牢房。他的名字就像瘟疫，所有的報刊唯恐避之不及。1981年，中國進入「新時期」，作家被「平反昭雪」，文壇死而復蘇，但40歲的他仍被「擱置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真空」。1986年，他再度從「停尸房」活出來，率一批反骨的貴州詩人赴京「詩歌大爆炸」，在北京的各大學演講，朗讀詩歌，以呼喚起行動。
1987年，布羅茨基獲諾貝爾文學獎。儘管他始終表明自己的身份在政治詩人之外，但在獲獎演說中仍然強調：「文學有權干涉國家事務，直到國家停止干涉文學」。
1987年，黃翔被關押八個多月後，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判，儘管「我-無-罪」三個字從狂怒的地石中傳來，他仍然被判三年苦役，押送勞改隊服刑。
1990年，布羅茨基娶得一位年輕的女學生為妻，三年後得女。
1990年，黃翔刑滿釋放，他終生的伴侶秋瀟雨蘭手持鮮花到監獄門口等他，再不分離。
1996年，布羅茨基因心臟病逝世於紐約的家中，享年55歲。葬在威尼斯，水，像一面三棱鏡，映照故鄉、自己和流逝的時間。
布羅茨基葬於義大利威尼斯聖米凱萊島公墓。(wikimedia commons)
1995年，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同黃翔正式簽訂出版合同，他的詩學選集《黃翔：狂飲不醉的獸形》一印出即成禁書。他起訴審查制度，但是等待他的是夫妻雙雙作為「社會盲流」而被送入收容所。
1996年，他們到處被驅逐、被騷擾。至此，他在自己的祖國已因詩6次坐牢，加起來的時間一共12年。
1997年始流亡美國至今。是年，黃翔56歲。
日文版：《黃翔的詩與詩想》（劉燕子編·譯 思潮社 2003年出版）
十八、十九世紀在歐洲歷史的暴風雨中孕育了流亡文學的溫床。德國流放了海涅，英國流放了拜倫，法國流放了雨果。
二十世紀俄國革命的「歷史的鐵掃帚」之下，更多的詩人和作家被當做「殘渣餘孽」逮捕、流放、苦役，甚至連同肉體被「徹底清除」。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革命，對於詩人和作家來說，同樣是「批發死亡的天空」。他們只有藉助詩歌的美學想像重建內心的秩序，因而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反抗者。
流亡，從一命跳到另一命，詩人永恆的宿命。
布羅茨基是幸運的，不僅在脫離本土文化根源的環境中找到用英語寫作的途徑，而且踐行了自己的諾言—作品回歸故鄉。相比之下，以漢字為立身之本的中國流亡作家要艱難得多，而且那個迫使他們出走他鄉的「真理部」已迴光返照，老一代流亡者客死他鄉，新生代流亡者加入這個群體。
去年，在臉書上看到黃翔的一首詩，獻給「刀尖上跳舞」的香港青年，血脈上延續了他六十年代寫的那首《野獸》—
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
我相信自由不會停止呼吸
真理不會閉上嘴唇
78歲的流亡詩人黃翔，骨，仍是他的的筆，血，仍是他的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