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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來自東方，來自叫台灣的島上
她遠離家鄉，只為尋找那理想
青春，像玫瑰綻放
未來，該多麼絢爛
可是她的口袋裡揣著槍
可是她的兄長不再猶豫是個男子漢
一個女子她選擇自己的方式
瘦小的身軀怎會有這樣的力量
永和的昨天曾經籠罩著不安
白色的夢魘暗夜裡瘋狂生長
自由女神，向她召喚
天空蔚藍，故園東望漫漫
可是她的心繫著Grand Army廣場
可是她的丈夫要為自由而戰
這時間仿佛凝固她不知是不是絕望
她的心跳就像那傳來的兩聲槍響
三十多年後斯德哥爾摩的街旁
一位白髮阿嬤正絮叨著家常
人生如煙如雲，在她遲緩祥和的目光
背影離去，她和路人一樣平凡
可是她的口袋裡曾揣著槍
可她為何選擇這樣的勇敢
可是她的親人要向蔣家宣戰
可是她的一生仿佛都在流亡
這是曾經流亡瑞典的盤古樂隊的貝斯手段信軍作詞作曲的新專輯《寂寞歐羅巴》中的第二首--獻給《黃晴美Ching-Mei Huang》。
五十年前---1970年4月24日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刺蔣」未遂事件，將槍支帶到現場交給「刺客」黃文雄的正是他的妹妹，也是同案「刺客」鄭自才的前妻黃晴美。
老段發給我這首搖滾樂的同時，看到了在FB上轉的紀錄片《刺蔣》，查網得知黃晴美已在2018年2月回歸天家。這位「白髮阿嬤」不僅是「刺蔣」案的全面參與者、革命家，還是一位優秀的瑞典文教師。教授少數族裔學習瑞典語的同時保存自己的本土語言和文化。自70年代初流亡北歐後，更加心心念念故鄉的熱土、台灣母語，關注並支持母語運動，傳授自己轉換台語、英語、瑞典語的經驗，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保護母語的學術文章，用台語寫作、記錄個人史。
黃晴美流亡北歐後，心心念念故鄉的熱土，傳授自己轉換台語、英語、瑞典語的經驗，發表保護母語的學術文章。
流亡過16年的巴西教育學家、語言學家保羅·弗萊雷（Paulo·Freire）曾提出「解放教育學」思想，一生致力於非洲、美洲、印度貧困部落的語言文字的恢復與掃盲運動。
保羅·弗萊雷的理論與實踐的關鍵詞是「意識化」與「自由教育」、「生成語」，被壓迫者的語言和教育的意識化覺醒，認識到自己在歷史創造和發展過程中，自身就是歷史的過程，始終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他指出，任何強制的外來語言和傳統的灌輸式的教育法，不斷內化了壓迫者的強權意識，使得被壓迫者沉默無聲，而自我教育，就是從沉默中爆發的解放教育行動。保羅·弗萊雷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試圖挑戰的是這個將世界上的人分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這個精緻的虛假的社會結構正是現代全體主義「歸訓」體制的本質，其目的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沉默無聲。要對這個世界發出抗議的聲音，就得恢復本民族的語言，建立屬於被壓迫者自己的教育學。
數年前中國一位自由派學者就日漸式微的西藏（圖博特）語言發表高論：「語言相當於斧頭。斧頭用於劈柴，語言用於溝通。人在斧頭上的倫理是，哪把斧頭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頭，哪種語言最有利於溝通就應該使用哪種語言。對藏人而言，藏語和漢語哪個最有利於溝通？自然是漢語。因此，在藏地普及普通話就不算是負面現象。
誠然，語言具有工具的實用價值，但更是民族的靈魂與精神的重要方式，是民族認同和個體認同的標識；是個人心靈走向解放和自由的基本通道。當我們論及公正、平等、天賦人權這些大義名分之詞的時候，請不要忘記，語言的平等、公平是最起碼、最基本的權力。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資源和圖騰的象徵，智慧與記憶的歸宿，深藏著民族的文化密碼與符號。
在所謂「全球化」的今天，「慷慨」地普及與推廣「大一統」的語言，其實隱含著帝國主義與極權統治的險惡用心—「壓迫者必須永遠保持不公正的社會秩序，它是這種『慷慨』的永久基石，而死亡、絕望和貧困是滋生這種『慷慨』的沃土。」
雪域為藏人的寄身之地，藏語為藏人的寄魂之地，一旦藏語消失了，西藏的文化就失去了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日語中有一個詞叫「言靈」，意思是語言裡凝結著不可思議的神聖威力，象徵著民族的靈魂歸宿，民間有一種「言靈信仰」。
2008年6月，日本眾參兩院一致通過了《關於阿伊努民族為先住民的決議》，並就北海道開發過程中對阿伊努族的粗魯的「和化」行為表示深切的道歉。
一位名叫知裡幸惠的少女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知里幸惠。照片為她辭世前2個月，大正11年(1922年)7月住在東京金田一京助住家庭院所拍攝。
圖/wikimedia commons
明治政府對北海道的「開拓」始於1869年。戊辰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天，明治天皇準奏了《關於蝦夷地開拓大方針》。「蝦夷」是「和人」(日本人)對包括樺太、千島列島、阿伊努族的稱呼，始於江戶時代。阿伊努族自己稱呼大地為「阿伊努默西裡」，意思是「人類寂靜之大地」。1874年設置屯田兵為開拓北海道的先頭部隊。1872年頒布《北海道土地借貸與買賣規則》，每個人最多可以擁有10萬坪(1坪相當於3•3平方米)，短短10年間湧入近7萬「開拓民」，不久，面向富人和華族頒佈《北海道地劵發行條例》，1869年僅僅才5萬人的北海道到明治末年膨脹到170萬。
1871年和1876年，開拓大使兩次宣佈「清除陋習舊俗，學習文字」的命令，採用罰款和坐牢等刑法禁止阿伊努族男子佩戴耳環、女子身體刺青、人死後燒毀房屋等風俗。
1898年頒佈《舊土人保護法》，為阿伊努族兒童設立「舊土人小學」，獎勵上學受教育，從1901年－1912年間，全北海道設立21座小學校。
知裡幸惠1903年出生於北海道的登別，她上的是文明進化的旭川女子職業學校，當時旭川約有2500「和人」，而阿伊努族只有200人。由於阿伊努族本身沒有書寫文字，學校當然用日語同化教育。儘管知裡幸惠的成績優秀，日語流暢，但她與祖母說的阿伊努語和她的生活習慣在文明人看來是愚昧的、落後的，受到歧視和嘲弄。這時已有不少阿伊努人改名換姓，隱瞞自己的族源和出生，自我否認民族認同。如果可以手術整容，甚至換文明人的血，有人也心甘情願。
一天，東京帝國大學語言學家金田一京助教授來到幸惠貧窮的家，幸惠的祖母被稱為「阿伊努最後的神謠敘事人」，金田一教授從明治政府開拓北海道起，就預感到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面臨危機，他已經收集和研究阿伊努的語言文化20年，他遠道而來就是為筆錄幸惠祖母的神謠。
過去可能曾經使用阿伊努語的地區。圖/wikimedia commons
幸惠做夢都想不到她感到自卑的母語會被西裝革履的東京大教授當做金山寶藏。
「先生，我們的語言和神謠，真的有價值嗎？先生您這樣與阿伊努沒什麼關係的外人，為什麼如此看重連我們自己都要鄙視和唾棄的東西呢？」幸惠骨碌骨碌著大眼睛好奇地問。
「幸惠，你們被人傲慢地稱作蝦夷、阿伊努，其實並沒有被當做公民、國民看待。你們的語言和口傳神謠、敘事詩，是你們的祖先留下來的重要歷史遺產和文化資源，是你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如果我現在不趕快記錄下來，後人就不會知道了，甚至沒有人知道你們這個民族存在過。我就是傾家蕩產，耗盡一生又何足為惜呢？」金田一教授回答。
幸惠流淚了。
分別的時候，金田一教授留給幸惠幾個大筆記本，請幸惠用日語的片假名音節收集與記錄日漸失傳的阿伊努神謠。一年後，金田一教授就收到了幾本整整齊齊的原記錄與日語翻譯，教授為幸惠記錄的阿伊努的神謠之多與優美的日語翻譯而震撼。幸惠在筆記本中夾著一封信：「我記錄的神謠，不奢望成為留給後世學者的禮物，只是那些堆成山一樣自古以來的各種各樣的傳說，如果與我們這些不堪激烈競爭而走向式微的民族一樣消亡，實在是一件悲傷的事。」
金田一教授一方面邀請幸惠到東京修改整理，一方面積極聯繫出版。但是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毫無商業與實用價值的化石資料，最後在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幫助下，幸惠的《阿伊努神謠集》終於出版，但是幸惠沒能看到，年僅十九歲的幸惠病亡於出版的前幾天。
「北海道曾經廣闊的大地，就是我們祖先自由的天地。」在《序言》的開頭幸惠寫道。今天北海道旭川的北門中學立有一塊「知裡幸惠文學紀念碑」，鐫刻著《阿伊努神謠集》的第一句詩：「銀色的甘露，落下落下，金色的甘露，落下落下」。幸惠的弟弟後來成為北海道第一位阿伊努語言文學教授，今天，北海道不少市民自治體和學校辦起阿伊努語學習班，悄悄地興起了阿伊努語熱。而現在全日本，阿伊努人不到兩萬五千人。
那位中國自由派學者數年前已流亡海外，不知他在異國他鄉操持何種語言？
2004年秋，我和敖博流亡瑞典，黃晴美從斯德哥爾摩騎車161公里趕到北部的老城耶夫勒，只為給我們送來給她的手工滷蛋和豆腐乾。圖／段信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