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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被媒體稱為「中國女權運動元年」，從這一年開始到現在，湧現了一大批活躍而具堅定使命感的行動者，產生了一系列高曝光的、突破小圈子進入到主流公眾討論的大規模動員行動，促進了一些政策、法律的改革和個案的推動，也爆發了像Metoo運動這樣的極具廣泛性和討論度的場面。
當然產生如此活躍的運動場景並非偶然，這和前一輩的女權活動家在運動與論述中的累積、中國當時的公民社會脈絡以及運動當中一些行動者對運動的反思和調整有很深的關聯，本文將以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為緣起，分析這個會議為中國公民社會和女權運動帶來的影響，世婦會一代的婦女活動家因此所作出的沉澱以及為後來人所做的鋪墊，以及探究在何種因素作用下產生了世代的更迭。
1995年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World Women Conference，簡稱世婦會）是當時中國政府為了重塑自己的國際形象而舉辦的，即便具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與政治意圖，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仍正面地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引入了「性別視角」和「非營利機構（NGO）」這些概念與詞彙。
1995年於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紀念郵票。圖：華人百科
世婦會這一代的婦女活動家以此為始點，開始通過包含工作坊、論壇、讀書會等多元形式討論女性主義理論和女權運動，形成女性主義的思考，在這裡，形成了世婦會之後最開始的女權主義者的社群以及具有運動使命的參與者。隨後她們也開始成立一些專門關注女性權益的NGO，以及在高校開始成立女性學這些學科，在女性主義的理論、實操上和學科建設上面為後來的女性主義者奠定下了一些基礎。
世界婦女大會的契機：NGO與性別視角
在這個時期，這些女性主義者們開始倡導一些具體議題，比如說「家庭暴力」，她們成立了反家暴網絡這類聯盟性質的組織，各個領域的女性主義者們開始為了推進《中國反家庭暴力法》的頒布而努力。 《反家暴法》在2016年開始實施，跟這群活動家20多年的努力直接相關。
世婦會產生了一批對女權主義有著強烈認同和使命感的婦女活動家，因此產生了緊密而深度耕耘的女權社區。在這群人的帶動下，當時中國全新的市場經濟環境當中，終於有了像反家暴這樣的女權議題填補了空白，開始設置女權主義者自己的議程。除此以外，學科引進和學科建設、NGO的建立為中國的性別意識提升和議題討論奠定了紮實的基礎，而這批人中，至今還有許多還在第一線努力，也有一部分也為之後的運動開拓和青年運動者培育起了引領的作用。
隨著「世婦會一代」努力建立女性主義者的網絡與發展倡導女權議題，許多問題也逐漸浮現。比如這群女權倡導者俱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有較多社會資源，大多是各行業的專業人士，比如說學者、記者、體制內的公務人員，因此，她們與體制的關係十分密切和微妙，她們對自己的定位與認同也是性別領域的專家，這些決定了她們的倡導議題、議程與倡導方式。
她們更多的是採取更溫和的、不具挑戰性的方法試圖去遊說、建議政府進行體制內的政策改變，同時為了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既有資源，他們十分依賴這種「自上而下」的改變模式，同時十分看重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即便她們的社會地位相對其他職業背景的女性較高，在政府的權力結構當中，相對於真正的政策決策者，她們所處的職位、擁有的權力，還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在體制內她們的位置是很邊緣和弱勢的，而且會充滿自我審查，這使得整個倡導過程變得非常被動、消耗時間而效率低下。
是特色也是侷限：世婦會一代的三個結構性問題
同時，由於這類機構高度依賴體制提供的資源，使得這些機構的處境相當脆弱，很容易因為政府資助政策改變，而整個機構受到衝擊。例如當政府撤出資金支持，或者像高校這樣的體制內機構不願意被這些機構挂靠，這些機構的生存往往很快地會陷入困境，甚至有面臨被關停的境地。
另一方面，由於倡導的場域基本上仍侷限在體制內部，人員組成精英化，這段期間所討論與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和性別平等的價值和理念主要還是在小圈子內部流傳，公眾對女權議題幾乎一無所知，在公共討論當中也很少會有性別視角出現，現今被視為典型的性別事件，在當時是極度缺乏女權視角的。精英構成的小圈子也最終形成了比較等級制的社群氛圍，這讓其中一些想要反思現有權力架構、改變權力不平等現狀的女權主義者感到非常不滿，並開始思索另外的出路。
世婦會一代所存在的局限一方面來自於社會主義時期中國體制內女權者的“隱藏政治”（hidden policy）的倡議傳統，更傾向在體制內做爭取，借用權力高位者的力量做事，而在其中隱藏自己；也因為作為這個體制的部分受益者，自身的特權和資源與體制存在很大牽連，這讓很多倡導策略奏效，也讓策略傾向於溫和與合作；另外由於時期的限制，在社交媒體還沒有產生全民議論的環境之時，大規模的動員和進入主流議題討論也不是這一批婦女活動家的倡議重心。所以世婦會一代取得了許多成就，新的倡導方式和新的運動主題必然會孕育其中。
2010年前後，中國的公民社會氛圍比較活躍，像殘障議題、乙肝議題（B型肝炎）等領域都有一套比較奏效的、「自下而上」的倡導方式和工具，於是此前對當時女權社區中存在的等級制和依賴體制感到不滿的一些女權活動家開始和其他領域的NGO開始合作，在性別領域開始使用這些工具，並且將目光看向了更有潛力的青年女性群體作為新生力量：一群時間充沛、追求價值、善用新式媒體和具有創意和活力的人群。通過舉辦一些女權培訓和線下活動，聚集了第一批對女權行動感興趣的女性青年人，初期會產出像行為藝術這樣的比較視覺化、吸睛、並有抗議性的活動方式，順利將女權視角帶入到公眾的視野當中。
全球風起雲湧的 #MeToo運動也曾在中國一度現蹤。示意圖。（法新社）
這一群青年女權行動者的面貌與以往相比有許多不同之處，雖然大多數生活在城市、受到高等教育（但是大多不在學術領域），但是來自於非常不同的成長背景、基本上還是大學生，處於尋找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的時期，有更多時間來參與社會運動，並且有活力和創造力去產出更多形式的活動。
中國女權運動新世代的誕生
這個時期的行動方式也擺脫了以往的高度依賴體制、小圈子化、自上而下的倡導方式，從積極參與主流議題的討論和在主流議題開闢性別視角作為起點，致力於讓女權理念讓更多人知道，提升公眾的性別意識和公民意識；並且對政府的政策和責任採取鮮明的問責立場，在公眾事件當中會追究政府在其中的責任缺失並要求改變；對於各個議題都積極、迅速跟進，不拖延，要求盡可能快速地改變；由於參與者自身並不具有許多社會地位和資源，所以行動的展現形式更加身體化、視覺化，利用當時的媒體環境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來達到更大的效果。
95世婦會和世婦會一代為中國女權運動的下一步發展奠定了比較紮實的基礎，提供了創立女權議題的範式，也累計了許多女權主義相關的理論和意識提升工具，讓新一代行動者可以很快地接受這一理念、產生認同，中國婦女和其他公民社會NGO的倡導工具和方法也成為青年行動者初期進行動員的有力武器，並且這一批女權主義者當中的部分人成為下一代運動者的引導者。然而這個時期和群體存在的局限性也隨著中國市場化帶來的思想多元和科技發展而期待被打破，於是青年女權主義者為主體的行動者社群出現在了歷史的下一頁，將中國的女權運動推至不一樣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