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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藝術行動者變得有點難，一是他們隨處蹭住，又常被逼遷，難以貼身觀察；二是他們性情隨意，偶爾做個藝術行動，就是「不能說真話，就閉嘴720小時」，不說話；三是他們也陷入日常的困境中，要趕項目補貼生計，要應付父母的催婚和擔憂，還要想下一個社會行動。
武老白是坦率而配合的，採訪時間換了又換，且很零碎，但對拋出的問題，只要想起來，他都會詳細回應，即便有時要等上幾天。
五月下旬，「未完成的告別」網站打不開，問他是否被審查了。五天後，老白發來回復，「被『喝茶』了，避六月風頭，暫時關閉」。
警察約談，老白早有心理準備。他近年的藝術行動頻繁介入LGBT權益、城中村逼遷、新冠肺炎等公共議題，接過警察警告電話和視訊約談。
被帶到派出所問話，是第一次。慌亂中他誤刪了一些信息和照片，回來後向我感嘆，「即便跟你取了經，但面對強權，還是恐慌的；即便知道自己沒錯，還是感覺什麼都危險」。
驚慌中被要求寫保證，警察念，老白寫。紅色指印落在名字、身份證號、時間上，警察還特意指著「接受法律的制裁」的「制裁」兩字，讓他按。熟悉的荒誕感來襲，「靠！這什麼鳥事」。老白的語氣中有嘲諷和憤怒。
近年來，老白習慣把荒誕變成藝術行動。少女死在賓館，少年死在網吧，他利用無處不在的監控系統還原了逝者生前的路，他給維權無門的逝者家屬模擬真實的審判。同性戀被壓迫，被家人送入醫療機構做扭轉治療，他便開著三輛紅色的卡車，拉著「三塊廣告牌」，做了一場長3251公里的抗議行動。宣傳機器裡歌頌著中國抗疫神話，抹殺個人記憶，他發起了「未完成的告別」，源源不斷地錄入逝者故事。
「三塊廣告牌」走過的彩虹路線。（圖：武老白提供）
「不做些事，我們會被荒誕吞噬」。離開派出所時，在「富強、民主、文明」等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標語前，武老白偷偷自拍一張，滾動的電子燈光下，一片猩紅，像個人在荒誕時代下的隱喻。
武老白在派出所自拍。（圖：武老白提供）
一個被政治和意識形態全面干預的扭曲時代
武老白不老，生於1990年。娃娃臉白凈如玉，帶著大框近視眼鏡，會讓人誤認為高中生。膚色白，常被評價「老白了」，加上姓武，故取名「武老白」。
老白學攝影的，畢業後進入四川美術館工作。2015年，他出了一本《興慶宮》手工書，開始為藝術家所知。
「這本書是被『揍』出來的」。五月一個晚上，幾位藝術家行動者在我家吃飯，一整瓶紅酒下肚，老白毫無醉意，緩緩道來他對扭曲時代的抵抗與和解。
那時一下班，他就帶著Contax T3和膠捲，鑽進黑夜裡，在四川興慶宮公園溜達直到凌晨兩三點。他不選結構，不管角度，遇誰逮住就拍誰，閃光燈一按，不管對方在摳腿還是流淚，一次成片。
有藝術家說他的攝影與藝術不太相關，沒有美感，都是些公園裡隨處可見的大叔大媽，打坐，拉筋，嗑瓜子，練把式，再普通不過，有些相片還有一種暴力和侵犯感。
老白不介意，他厭煩美術館裡機械工作，常焦慮不安，懷疑自身價值，「整個人帶著怒氣，很不爽」。拍照「閃人」，短暫介入甚至侵犯別人的生活，似乎是他與別人交流的方式。
有人拒絕這種粗暴直接的方式，追著他搶相機。警察趕來帶上警車，武老白就在警車上被打了一拳，「這一打就爽了」。
老白通過別人的憤怒和不爽理解了自己的憤怒和不爽，那一拳，讓他與他人以及社會產生了感知和共鳴，「生活中的我們都在遭遇著不公的侵犯，他們微笑或暴力回應我的，也是我對自身與周遭環境關系的一種回應」。
被打後，老白開始瞭解園內人群和他們的故事：大樹下有領域分野，這顆樹下是支持毛澤東的群體，那顆樹下是譴責的。他曾看著有個面容和善的老奶奶呵斥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侵略，另一棵樹下有人提出反對，阿姨拿起喇叭喊「打他」，於是一群老爺爺老奶奶打了起來，還有人喊著「要文鬥，不要武鬥」。
武老白看著老人上演他們年輕時代的批鬥，「兩個時代忽然重合了，你說荒謬不？」
武老白還看到了這些老人家裡的相片、日記、信件，從中解讀他們的時代故事，「一個被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全面干預的扭曲的時代」。
那些年代的相片和日記裡，年輕人在公園裡談戀愛也要帶著毛澤東的小紅本，背誦毛澤東語錄。學生按照學校要求和蘇聯小朋友通信做筆友，又被要求斷絕來往。父母被命令舉報和羞辱自己的父母、同事、朋友。
「看到那個時代裡如此扭曲，政治和意識形態如此詳細具體地入侵生活，對比現在的管控和審查，真擔心，歷史是不是在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