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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下，一個完整的生命本該具有的權利，很多不被尊重和理解。
如果看著事實被篡改，未來就只記得謊言
包括悼念的權利。
2020年的春天，新冠疫情來襲，無數生命逝去。1月20日，老白加入了信息整理志願小組，收集患者求救信息。1月下旬，官方數據不透明，武漢政府說發動了拉網式排查，已經完成99%人口的排查率。然而，志願小組每天還收集超過500人的求助信息，那就意味著，還有大量的患者沒有被排查，也無法就醫。
「每天天微微亮，我們就開始整理信息，整理到深夜，淚就留到深夜」。武老白回憶，二三月份情緒很奔潰，每天都要爆無數的粗口，發泄憤怒，「有人跳樓，有人跳橋，有人家人去世卻見不到屍首，悲傷成河。同時你又發現，還有警察跑進人家家裡砸麻將台，要人家跪著背保證書，糟蹋人權和財產權，太荒謬了」。
求助者的信息被審查被刪除，逝者的屍首被快速火化，還來不及告別。很快，人們記住的只有國家抗疫勝利的話語，遺忘了個體的悲哀。
「我們如果看著事實被篡改，無動於衷，未來只能記住謊言 」。武老白不願坐以待斃，找了懂技術的朋友，籌辦「未完成的告別」網站，他們要把真實保存下來。
點進「未完成的告別」網站，黑色背景中是求助者的頭像、名字、性別、逝去原因和時間。頭像由粒子組合構成，點擊一下粒子散去。裡面有個人求助信息、故事經歷，還可以給逝者留下告別。
4月4日，清明節，原本是個人掃墓，祭祀逝去的家人和祖先的日子。中國政府把這一日定為國家哀悼日。
「禁止獨自哀鳴。 」
「個體困境湮沒在集體哀慟中，追責聲音隨鳴笛聲消散。」
老白難得一天就轉發了11條求助者的信息和評論，以示抗議。
我原本不介意在清明節時悼念在疫情中失去的生命。但反感的是，政權通過這種命令的方式，以國家欽點的姿態，控制你悼念的時間、表情和言語。要你悼念，要你感恩，但又不許你真的悲痛。也不准你反思導致這般悲痛的原因，或借著悲憤的情緒和力量生出些質疑、反思、追責的危險思想來。
我們談著這種國家敘事的強大控制，騎劫(劫持)了人們的記憶、創傷和悲痛，久而遠之，在國家敘事的大肆宣傳下，只有政黨的光輝、偉大，悲痛又憤怒的個體記憶可能被抹殺，突然沉重起來，無力感蔓延，我一時無言。
「這是逝者在彌留之際為這個時代留下的證據，是民間歷史的證詞證言。」隨後老白給我發來他為「未完成的告別」寫下的寄語。
這是他溫柔的鼓勵，也是他對官方敘事、時代謊言的反抗。
行動讓人上癮，使人自由。
藝術家周琰分析過，社會藝術行動（social-art activism）主要看藝術家有沒有將自己放入社會現場之中，在面對現場的時候實現與自身及歷史的呼應。
社會藝術行動主要看藝術家有沒有將自己放入社會現場之中，在面對現場時實現與自身及歷史的呼應。（圖：武老白提供）
aigo觀察到，「死亡身份證」和「未完成的告別」一脈相承，老白在呼應社會現實問題，也在回應自身內心訴求。「死亡是最絕望的感受，象徵著得不到的回應，要不到的愛，保留不下來的真相。未完成是一種常態，未完成的告別是家屬的祈禱，也是武老白未能喊出的『爸爸』、『媽媽』。」
武老白是二娃，從小得被寄養在爺爺奶奶家。他不太願意與父母溝通，關係若即若離，時近時遠。
疫情期間，老白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最初是支持老白的，但隨著疫情逐漸穩定，與疫情相關的負面消息被審查，他們開始勸說老白，「不要和政府鬥，鬥不過的」。
老白一開始也願意與父母討論，後來就懶得爭辯了。他知道，父母對政治的恐懼，「他們太清楚作為異見者的下場了」。
我們的父母都一樣。他們大多經歷過文革、八九等政治運動，見證過瘋狂和血的代價，變得膽小謹慎，他們說得最多的是「鬥不過」。他們太明白政治的危險性，都希望孩子「不碰政治，過平安穩定的一生」。
當年學生駐紮廣場，要麼露天而臥，要麼住在公共汽車或帳篷中。一個廣場上的共和國在中國首都的中心構建起來。（1989.5.19／六四檔案）
這也投射出不少中國異議者、行動者的處境：既不願在原則前妥協，歲月靜美，過所謂平安穩定的一生，也無法忍受家人受到波及和傷害，逐漸走遠；不僅要承受不被家人親屬理解的孤獨，還要承受種種威脅艱辛。
最艱辛窘困的時候，老白被欠薪，身上毫無分文，三天沒吃飯，回到住處還發現進不去，「沒錢交房租被趕了出來」。於是，老白開啟了蹭住模式，哪個朋友家有多一張床或沙發，他就去住。沒想到的是，他剛在廣州朋友家佈置了一張床，就被警察約談和逼遷。
現實的挫敗感也有，三十歲了，沒有穩定工作和收入，沒有戀人，還居無定所。
我問他有沒有想過回歸主流，找份工作，穩定下來，老白微笑，「試過停下來，但一停下來，自己就像行屍走肉。而行動會讓人上癮的，也豐滿了我的人生，使人自由」。
我想，他還是喜歡這種活著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