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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二)/和平演變

  • 時間:2020-07-06 17:3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二)/和平演變
1989年5月24日,一名香港學生在巴黎高舉旗子聲援北京學生。(六四檔案)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十二集,《和平演變》。


1990年代思想學術界的自由化滲透,首先是經濟學。經濟學自由主義甚至經過某種過濾之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話語的一部分。我也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理論,聽了很多學者的演講,如茅於軾、林毅夫、張維迎、張曙光、盛洪、張五常、吳敬璉等,我還有幸聽過楊小凱講課,可惜他講的那節課太專業,複雜的數學公式,我看不懂。我還陸續選修了周其仁等教授的經濟學課程。那些和法律政治有關的經濟學思想,我接觸得更多,亞當·斯密、密爾、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布坎南、諾斯,什麽古典自由主義、憲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奧派、芝加哥學派等,都令我著迷。

現代西方經濟學簡直是刨了共產主義、馬列理論的祖墳, 運用的還是無可辯駁的數學公式、社會常識還有最新的社會科學成果。雖然大學期間仍有不少政治課,但我還是迅速拋棄了從小被灌輸的馬列謬論的大部分,什麽公有制、計劃經濟、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之類,一些官方提法或概念變得不再可靠,甚至變得可笑,按需分配、人性的階級性、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人類最終走向共產主義,如此等等。

跟上自由化思想滲透各學門的腳步

緊隨經濟學之後,其他學科也陸續受到自由化的滲透: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等等,一些在傳播和闡述自由民主思想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中國學者,也常被請到北大來演講,比如劉軍寧、徐友漁、秦暉、賀衛方、朱學勤等。那個時期,有些報刊雜誌成為在知識分子間頗有影響的思想術平臺,比如《南方周末》、《天涯》、《戰略與管理》、《書屋》,劉軍寧主編的《公共論叢》,梁治平、賀衛方主編的《憲政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等。學生和年輕學者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譯介、閱讀和討論相當熱烈,波普爾、柏林、伯克、阿倫特、羅爾斯、諾齊克、貢斯當、托克維爾、亨廷頓等等,都對那個年代的思想坐標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響顯著的作品很多,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同時一些反專制的文學作品也多了起來,最被廣泛閱讀的是奧威爾的《1984》、《動物莊園》,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等。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年輕學子一樣,我如饑似渴地聽講座,聽課,借書,看書,逐漸就被自由民主思想「和平演變」了。

1980年代「文化熱」,被閱讀和討論的比較多的是薩特、尼采、海德格爾、弗洛伊德、加繆、叔本華這些形而上的東西,問題意識也與十年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伊始的大背景有關。另外還有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在毛時代消失了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成為明星和話語中心。而1990年代的思想景觀不同。從形而上的層面為主,轉向更多地關註制度安排、政治哲學,探討政府、市場、社會、個人之間的關系。

六四槍聲粉碎知識份子優越感而各尋出路

六四槍聲擊碎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自信心,打破了他們的聚光燈和一廂情願,一部分人轉而「從思想到學術」,開始進行細密的學術爬梳,試圖「以退為進」,以象牙塔作為社會與政治關懷的途徑。六四槍聲也帶來了極度恐懼、絕望、仿徨,以及犬儒主義、消費主義,一些人經商下海,從此不問政治,「歲月靜好」,甚至一些人轉而進入體制、擁抱和歌頌他們曾經恨之入骨的共產政權,這一部分留待以後再說。


六四槍聲擊碎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自信心,打破了他們的聚光燈和一廂情願。(圖: 六四檔案)

除了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1990年代還有很多不同的思潮,新左派,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毛派、國學熱、女性主義等等。知識界還重新發現了顧準、陳寅恪,關於民國、胡適、魯迅的討論也代入了那個時代的關切。黑豹、唐朝、張楚,港臺電影、音樂,稍後的校園民謠,風靡一時。

思想和社會猶如迷宮般錯綜複雜

當時出國熱、經商熱,也都輻射到北大校園里。當然上課是學生最主要的節目,法學教師的整體水平仍不算高,言論大膽、能引發學生思考的老師鳳毛麟角。那時候的教材、整個法學界的學術水平也比較低,官方的法學理論還在宣揚「法律是國家暴力保證實施的、保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 那一套。此外仍有好幾門政治必修課,但顯然政治老師們都很難說服自己。我就在那樣錯綜複雜的思想和社會迷宮里探尋,不過俘獲我心的仍是自由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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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彪  北大法學博士、律師。2003年起在中國投入法律維權工作,2005年與13名律師獲選亞洲週刊「亞洲風雲人物」,曾兩度被捕,但仍不顧中國警告,於2014年在六四25周年香港紀念晚會批判中國。三個月後,終於舉家流亡美國,至今仍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與民主極力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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