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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是北京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第4天，絕食請願的高校學生人數增加到了3100多人，已經有6百多人次暈倒就醫，引起社會各界的深切關注和廣泛支持，但中共官方卻仍然沒有回應絕食請願學生所提出的「摘掉動亂帽子」和「平等對話」兩項訴求。
當天，我在天安門廣場與絕食請願的學生們在一起。下午2時過後，一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匆匆前來告訴我：當天下午2時左右，有幾名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前宣佈絕食絕水，決定以死抗爭。我立即找到劉蘇裏一起趕往新華門，希望以教師的身份勸說學生停止絕水。
學生豁出去 連絕水都不怕
在新華門前絕食絕水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總共有八人，七男一女，靠坐在新華門右側的紅牆下，紅牆上貼著「絕食」、「絕水」的標語。這八名學生都已經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了三天，身體十分虛弱，但都拒絕送醫救治。我認得領頭的學生，他是中國政法大學最先報名參加絕食請願的十三名學生之一。當時已有志願醫務人員到場看護，一名志願醫務人員告訴我和劉蘇裏，其中的那位女學生曾經罹患肝炎，在絕食3天後健康狀況極差，必須立即送醫救治。志願醫務人員並告訴我和劉蘇裏，絕水非常危險，很容易導致腎衰竭，即便得到及時救治，也會留下後遺症。聽完志願醫務人員的情況介紹，我和劉蘇裏即開始苦勸學生們不要絕水，直至聲淚俱下，跪在地上，但學生們不聽勸告，說官方至今漠視他們的訴求，必須以死抗爭，爭取盡快得到結果，否則會有更多的絕食請願學生付出代價。我和劉蘇裏退而求其次，要求他們服從志願醫務人員的診斷結論，不能拒絕就醫，開始他們不同意，後來我和劉蘇裏表示，在他們送醫救治期間我倆將代替他們絕食絕水，並保證他們送醫救治後可以再回來，他們終於同意不再拒絕就醫。於是，我和劉蘇裏當即配合志願醫務人員將女學生抬上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隨後，劉蘇裏返回天安門廣場，我留在新華門陪伴照料絕食絕水的學生們。
5月16日政法大學學生新華門絕食絕水。(圖: 作者提供)
當天傍晚時分，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許章潤和中國工運學院青年教師周若江（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畢業生）結伴來到新華門，我們三個人在分析情勢和交換看法後，決定啟動原先商量過的一項計劃：組織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在新華門絕食請願。決定作出後，許章潤馬上趕回中國政法大學，將絕食請願的決定告知青年教師們。6月15日晚上，我們三個人曾經在中國政法大學小平房許章潤的住處商量過發動和組織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到新華門絕食請願，以實際行動支持絕食請願的學生們，與絕食請願的學生們共進退。
許章潤發動青年教師加入絕食請願
5月17日下午，已有十來位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來到新華門參加絕食請願，大都是1986年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青年教師，記得有許章潤、費安玲、劉斌、宣增益、趙洪武、趙燕世等人。另有一名體育教研室的青年教師，我不認識他，但他說認識我，因為我是教工排球隊的二傳手，而且參加過學校的圍棋比賽。我們絕食請願的青年教師們占據了新華門右側的走廊，將學生和民眾送來的被褥鋪在水泥地上，或躺或坐。新華門前肅立著數排中央警衛團的軍人，與我們近在咫尺，但沒有幹涉我們的行動。參加絕食請願的青年教師們經過協商，推舉我和費安玲擔任絕食請願的協調人，也就是負責人。我和費安玲在手臂上綁了一條紅布條，算是協調人的標志。我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擔任這樣敏感的工作，難免有些緊張，有意無意地躲避攝影鏡頭，記得還婉拒了法新社記者的采訪要求。
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在新華門絕食請願，讓我感慨良多，覺得世上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無法避免。1988年4月我和陳小平帶領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集體爭取住房的時候，就曾經計劃在集體罷教無效後就到新華門靜坐請願，由於在集體罷教前官方就接受了我們的要求，到新華門靜坐請願的計劃就沒有實施。萬萬沒想到，一年前沒有實施的新華門請願計劃如今卻變成了現實。
教師曾計劃為爭取住房發動絕食卻因學生實現
5月17日入夜以後，陸續有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和學生前來新華門加入絕食請願，另有許多學生組成了糾察隊，設置了警戒線，維持秩序。志願醫務人員也不斷地來到新華門，建立了救護站，定時給每個絕食者檢查身體，包括測量血壓等。晚上9時，我們在新華門前掛上了「政法大學教師絕食團」大橫幅，十分引人注目，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圍觀民眾。新華門絕食請願區就此形成。
新華門絕食請願區位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所在地，政治敏感，又處於人潮洶湧的長安街，影響力大，因此成為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心頭大患，多次試圖予以取締，但都沒有成功。一直到1989年6月3日晚上解放軍戒嚴部隊開始武力鎮壓，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第38集團軍部隊途徑新華門時，才以武力將堅守新華門請願區的師生們予以驅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