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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習近平剛上臺，精力主要集中在利用「反腐」進行中共內部清洗上，民間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還有一點空間。民間長期堅持的行動人士的聚集和聯合逐漸形成聲勢，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股力量。
2012年和2013年是新公民運動興盛發展的兩年，公民同城聚餐、要求官員公示財產、揭露黑監獄、教育平權等活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公民衫、公民傘、公民杯、公民徽標都成為公民們爭著想要獲得的紀念品，還有人常年穿公民衫，常年戴公民徽標，以擁有它們為榮。
一次新公民運動的領袖許誌永被抓後絕食一周抗議。他出來後，我和他一起吃飯，許博士對我說：「你的公民貼寫得很好，很及時，這對提高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和培育公民社會很有幫助。你每天筆耕不輟，是中國公民裡的勞模！」我說：「新公民運動中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訴求，切中時弊，我會全力支持！」
王默、謝文飛、胡佳等人手舉「南方街頭」運動的標語。(作者提供)
早在1987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已提出要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議案。199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此規定發布後，據說有黨內老人耍賴說，不公布財產會亡國，公布財產會亡黨。大概是官員都捨不得「亡黨」，此事就沒了下文。
世界上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官員和公務員財產公示已經成為當代政治的一條常規。雖然中共平時祭出國情特殊論，以意識形態把老百姓搞得暈頭轉向，但在要求官員公布財產這件事情上老百姓並不糊塗。他們認個死理兒：老話說「好事兒不背人，背人沒好事兒」。 中共的這些官員如果沒有貪汙人民的血汗錢，為什麼不敢公布財產呢？中共的宣傳部門再巧舌如簧，此時也像被點了穴一樣，窘態百出。因此對於公民要求他們公布財產的呼聲非常嫉恨。
那時我的公民帖傳播效果非常好，十多萬粉絲的活躍度很高。剛好公民張昆和阮雲華計劃去全國行走，並征集「公民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簽名，我於是就發動我的微博粉絲去現場幫助他們。征集簽名的活動非常成功，當張昆和阮雲華回到北京時，丁家喜律師在北京郊區舉辦了一個歡迎聚餐。
新公民運動不斷受到警察的騷擾。丁家喜律師的歡迎聚餐結束後的第二天早上5點多，我的電話鈴響了。電話那邊無人說話，但電話裡傳來大聲砸門的聲音，房間裡有人問，「是誰呀？」對方答：「警察」。有人開門，警察進了房間，警察問：「張昆呢？」有人答：「不知道。」接著，警察把房間裡的人都帶走了，之後電話裡安靜了。這位朋友非常機智，他用這種方式告訴我，昨天參加聚餐後，所有留宿在郊區的人都被警察抓了。我馬上將他們被抓的消息發到網上，於是，全國很多公民給抓人的派出所打電話，要求當局放人。
2014年1月22日是新公民運動的領袖許誌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案開庭的日子，當時我正在國外開會。北京當局如臨大敵，於開庭前兩天對相關人員進行網格化維穩。先是北京市朝陽分局的人打電話找我，讓我不要去圍觀許誌永聚擾案的開庭。他們問我在哪，我說在國外。他們不信，又讓我所在轄區派出所打電話找我，我說不在北京。他們還不信，又去我家敲門，我家的房子已經租出去了，他們找到我的房客，讓房客打電話問我在哪？我對房客說，我在國外。他們還不放棄，最後跑到798藝術區我租住的房子找我，到了門口打電話給我，讓我開門。我生氣了，我說我在國外，你們手機定位就能知道！你們這樣騷擾我和我的房客，我要投訴你們！於是我將電話關機了。
一周後，我回到北京，發現家裡已經有人進去過了，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我家電表上的電閘被人拉了下來，冰箱因斷電被弄壞了，裡面所有食物全部腐敗，一股惡臭。鄰居見我回來，過來問我：「你家怎麼了？臭了一個星期！」我向物業經理投訴：「前兩周，在我外出開會期間，有人非法闖入我家，進行破壞。物業公司怎?做的安保？」物業經理明確告訴我：「上個星期，有國安過來找過你。」看來北京當局把我定位成新公民運動重點相關人員了。
2013年3月31日，侯欣、袁冬、馬新立、張寶成四人去西單廣場演講，他們被稱為「西單四君子」。他們被抓後，律師們叫上我，大家開始商量為他們請律師的事，這是我初次結識梁小軍、唐吉田、陳建剛、浦誌強、遲夙生等維權律師。「西單四君子」裡只有侯欣很快被放出來。為了聲援還在被關押的三位義士，我去北京市第三看守所為他們「送飯」（即自己掏錢為他們每人存500元生活費）。不久之後，那三位君子都被判了刑。 沒過幾天，丁家喜、趙常青、李蔚、許誌永、王功權也前後被抓捕。幾乎所有新公民運動的骨幹都被以各種理由被抓捕或判刑，其中包括劉萍、李思華、魏忠平、宋澤、王永紅、孫含會、齊月英、李剛和張昆。
蹊蹺的事情也不少。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律師委托另一位律師邀請我到他工作的大樓的會議室裡參加分享會議，許誌永博士和一名知名的紀錄片導演因故沒能參加這次會議。在沒有任何人通知和邀請的情況下，侯欣來到會議現場。有人悄悄問會議還開嗎？丁律說會議照常進行。會議開到一半，有人通報有警車過來了，於是我們中斷會議緊急疏散。我和李煥君不想走遠，只到女廁所避了一下。過了一會警報解除，除了幾個人已經離開大樓，大部分與會人員又重新回到會議室繼續開會。據我所知，那次會議是新公民運動的最後一次會議。
2013年4月新公民運動被打壓前的會議合影。(作者提供)
我那段時間在大力推廣羅伯特議事規則。有一次，丁家喜律師和許誌永博士同時被國保堵在各自家裡，無法參加預定於北京惠新西街太熟悉家常菜舉行的北京公民同城聚餐，丁律發郵件給我說，希望我去主持那天的公民聚餐活動。那天太熟悉家常菜的公民聚餐活動去的人比較多，大概去了近百人。於是公民們被分成了兩組，在餐廳的兩個大包間裡進行交流。其中一個小組的聚餐活動由肖國珍律師主持，我主持另一個。在我所主持的那個房間裡有40多人，公民們票選的公共議題是「南周事件」。我宣布完聚餐和發言規則，公民們按照規則有序發言交流，突然有人站起來，喊「打倒共產黨」。我立刻制止，警告他違反了規則，並再次宣布規則：必須圍繞議題進行發言，別的公民發言時不允許打斷，自己要發言時要舉手，等主持人同意後方能發言……公民們繼續發言，我邊主持邊觀察，發現那個違反規則的人，帽子上有個扣子，扣子的小孔裡有閃光，那是攝像頭的反光，我馬上明白了他的身份。過了一會，此人又突然站起來喊「打倒共產黨」，我按照規則讓他離開聚餐房間。
現在回頭看，新公民運動有宗旨、有口號、有行動、有領導、有徽標、有規模，是一場有組織的公民不合作運動。對於我個人而言，新公民運動讓我結識了很多有胸懷、有行動力的朋友，他們有的是優秀企業家，有的是維權律師，有的是人權活動家，有的是公共知識分子，有的是NGO人員，有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行動中，通過合作能真正了解一個人，我高興能和他們成為朋友。
我們在同城公民聚餐時討論「南周事件」，就說到了廣州的郭飛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