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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偉反感任何權威，尤其討厭超然於事態、置身事外的藝術家，也厭惡那種高高在上進入、觀察、指導的方式。他選擇進入社會現場的方式是參與式合作，針對具體問題共同商討，激發公民主體性。
參與式合作，激發公民主體性
2015年，劉偉偉受西安美術館邀請參加「青年藝術家計劃」。但他很快對在美術館裡的討論失去耐心和興趣，跑到郊區和出租車司機（計程車司機）混在一起。
司機們告訴他，出租車行業壟斷，所有司機每個月都要交至少8000元人民幣的「份子錢」，入不敷出；還沒有保險，看不起病。不想繼續被剝削和壓迫，95名司機成立了「眾泰」新公司，嘗試自營自救。劉偉偉發現，「眾泰」更像一個自組織，每個司機出資三萬，人人平等，都是股東，還通過選舉和投票聘請了管理層，成立了工會，是一個民主樣板。
「眾泰」雖然拿到了工商執照，但至今沒有取得「上路權」——經營許可證。其實早在2004年，國務院頒布412號令，通過行政許可防止壟斷，確保出租車行業依法運行。但現實中，政府部門與資本聯合壟斷，不給私企發放營運許可證。 《眾泰》紀錄片裡，每個司機說起「份子錢」都是氣憤又悲傷，「要住房要吃飯，孩子要讀書，每個月先交公司8000塊，我們怎麼活？」、「明明合法合規，為什麼不給我們發證？」
被剝奪者如何反抗？基層民主如何操作？劉偉偉對司機們的困境和抗爭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帶著攝像機，和司機們住在了一起，他和司機們商量：要持續向政府申請信息公開，曝光利益機構的阻礙；要拍個紀錄片，記錄行業壟斷和司機困境；要組織個放映會，攪動集體行動，推動媒體曝光。
「所有的拍攝都是一起商量達成共識的，拍攝後的素材也一起看，一起剪，尊重彼此意見，確保整件事中大家的平等。」劉偉偉時刻把自己與司機們放在同一個政治平等線上。
劉偉偉的這種參與式合作其實受到藝術家小川紳介影響。小川紳介拍攝時會與對方共住，紀錄片帶著強烈的政治訴求，他曾說「如果權力一定要來施壓，對農民實施暴力，那就扛起攝像機，正面迎上去」。
讓攝像機參與到農民的抗爭中。劉偉偉也曾帶著攝像機潛進重慶市的千秋村，那時村裡政府引進的項目爛尾，農田被荒廢，農民上訪遭挫。
劉偉偉住進村裡，一戶戶去解釋「我不是政府的人，是獨立第三方」；他每天參加村裡的會議，和村民一起商討該做什麼，「發揮公民自主性，為自己的困境找出方法」。
劉偉偉用這種參與式合作進入現場，四處攪動，他也很驚訝最後攪動出了些集體行動：《眾泰》的紀錄片放映現場來了300多位的出租車司機，還有國內外數十家媒體。司機們看完片子現場接受媒體採訪，探討行業自治，一度變成社會事件，現場還出現了國保和警車。而千秋村更是誇張，村民們組織了村代表選舉，200多村民在村裡舉行了小型遊行，還把廣場變成談判場，與政府對土地使用、補償費拖欠、糧食補助等問題進行談判。
我發現，劉偉偉總能十分敏感地嗅到制度壓迫與個體權利的較勁現場，並通過他的參與式合作，在這個政治表達和藝術表達都處於高壓的限制環境中，找到政治與藝術的罅隙，把藝術行動當作真實的政治過程去實踐，折騰出民主政治和實踐的小小空間。
「不去行動實證，光討論有個屁用？」劉偉偉鄙視一口一個「民主」、「自由」，卻根本不去行動和實踐的人。聊起政治參與和民主話題，他總會不斷反問：民主是什麼？哪個國家的民主？哪個時期的？如何實踐？
劉偉偉不喜歡說虛的，他只看具體的操作。他另一個民主實踐是，從2016年開始，每年1月3日他回去甘肅石節子的村子住上一段時間，召開村民大會，去年談路燈，今年談危房，明年談村子規劃，「一開始村民連坐著開會的姿勢都很彆扭，但慢慢地，一年年下來，討論越發激烈，這才能激活基層政治民主參與，搭建公共生活空間，讓村民主導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