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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講堂淪陷」後新左翼運動的創傷
毛主義的「造反有理」四字熟語成為絕對正義。（圖：作者提供）
「全共鬥」以及援軍同解除封鎖的警察決戰。（圖片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7日）
1969年1月18日-19日，警視廳正式出動大批機動隊撤去東大校園內的路障，遭到「全共鬥」以及援軍的激烈抵抗，最後一批死守安田講堂的學生齊唱《國際歌》被捕。
校園封鎖期，許多對「全共鬥」精神表示理解的進步派教授的研究室同樣遭到破壞。
「安田講堂攻防戰」時，進步政治學者篠原一教授珍貴的微型膠捲以及研究資料被燒毀。對此，法學部丸山真男教授譴責「全共鬥」幹了「連納粹也沒下手的野蠻行為」。後來學生「第四國際」解釋說因天寒地凍，只好順手燒了書籍和資料來取暖。
法學部資料室里的關於納粹德國的研究的珍貴的膠片被燒毀。教授歎息：目前無法做研究了。（圖：作者提供）
加藤總長代行的研究室內的孔子像被吊在門上，沙發上放著表示反抗權威的「全共鬥」安全帽。（圖片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7日号）
墻壁上的字體為「ゲバ字」，日本學運中用於寫宣傳單、看板的特別簡體文字。被稱為「全共鬥」、「全學聯」字體。
「安田講堂淪陷」後，「全共鬥」運動重心由關東轉到關西。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抗議者們認識到石子、武力棒與燃燒瓶的局限，因此，運動後期從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暴力衝突。
1968年日本全國有120所大學發生學運，但其中只有39所大學設置路障，封鎖校園。但到了1969年，全國75所國立大學中有68所，34所公立大學中18所，279所私立大學中有79所啟動罷課機制，占全國大學的43%。（參見島泰三著《安田講堂1968-1969》 中公新書p.300）。
也就是說，1969年參加「全共鬥」的大學在數量上超過了1968年。
1969年8月，日本政府對大學頒布《臨時措置法》，加強利用警力取締校園封鎖。9月5日，來自全國178所大學的三萬學生集結在東京日比谷野外音樂堂，成立全國全共鬥。
本次大會上，號召以武裝鬥爭為手段的赤軍派也「初登場」。
遍體鱗傷，精神上陷入虛無與絕望的部分抗議學生似乎為之一振。
位於關西的具有學運鬥爭史的京都大學「全共鬥」試圖創建「百萬遍解放區」，但就在 《臨時措置法》頒布的一個月後，京大的象徵—時鐘塔的封鎖被警力強制解除。
京都大學「全共鬥」以及關西地區的援軍，與校方及維持秩序的學生對峙。（圖片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7日号）
就連私立大學的名校，如立命館大學，其前身是1869年在京都皇宮創立的「立命館」，百年後的「全共鬥」強硬要求校方改「5·19大學創立日」為「大學解體紀念日」，呼籲奪回被解除的封鎖區，并擴大街壘戰。
1969年5月20日，映入師生眼簾的是該校和平與民主主義象徵的「海神像」倒泊在校園里，手腕被粗暴地折斷，頭上被挖一個洞坑，胸脯上被用大紅的油漆寫了一個」死」字。
著名的宗門大學，如龍谷大學，起源於1639年在西本願寺的作為僧侶教育的「學寮」，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根據《大學令》改為近代大學之後，仍以「淨土真宗精神」為建學之根本，本來每年4月開學時，新生都集合在西願寺本堂，理解大學精神的原點後開始新生活。
但是狂飆時代，學生譴責這種「非僧非俗」的辦學方式，質問大學，抵抗國家權力的親鸞精神何在？指責佛教不應該成為榨取信徒燈油錢的地方，也不應該成為埋尸業，或者形式上的念經堂。
「全共鬥」批判「本願寺不知羞恥地介入龍大。龍大不是為本願寺而存在的，而是為人民而存在的，我們絕不允許本願寺宗教權力介入大學。我們在全校無限期地設置路障，目的就是麻痺僧侶教育機構的龍大，切斷與本願寺的關係。我們本著日大鬥爭中的破壞精神，徹底摧毀西本願寺的宗教權力。」
1969年9月，校園路障後的第50天，龍大「全共鬥」聯合同為西本願寺佛教教育系統的京都女子大學「全鬥委」等校學生上千人高舉「起義大旗」，呼喊「解體本山」、「粉碎本山對大學的不當介入」的口號，衝破警察防衛，穿著鞋子湧入西本願寺最為神聖的「御影堂」和「阿彌陀堂」。
造反學生一個接一個地踏上信眾的香資箱，發表義正嚴辭的大批判演說。
儘管佛堂內的木柱和紙窗等遭到破壞，所幸的是，大部分學生動口沒動手，所以珍貴的文化財產尚無大恙。
媒體稱學生造反為「激進派的一向一揆」。
龍大「全共鬥」以及援軍上千人衝進京都·西本願寺造反。（網路圖片）
進入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國「全共鬥」運動進入低潮。此時，受毛主義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以及革命根據地理論的影響，以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為理想的赤軍派起事，劫持民航機到北韓；另一部分遠走中東，創設「日本赤軍」，製造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暴恐事件；國內殘存的勢力組成「聯合赤軍」，以純潔革命為名，蟲甕殘殺內部同志。
少數新左翼各派，更是競相比激、比左，內訌不斷，互相竊聽、綁架、酷刑、吞噬，你死我活，不惜手段。
革命者為崇高理想，人性磨礪得更加物化。這些血腥事件曝光之後，新左翼運動失去了國民的支持，至今在日本社會留下深刻的傷痕。
三島非「左」與「右」來劃分，他的遺產是「前」與「後」
無疑，「全共鬥」與專制下的文革浩劫實在無法相比，其框架是在民主、自由、和平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發生的。
中共對外輸出革命，輸出造反有理，破舊立新，只是「全共鬥」接受的六十年代各種思潮的大雜燴中的其一，這「其一」，恰是血色的暴風驟雨。
錢理群先生曾指出，毛思想和他發動的文革對日本部分左翼青年和知識人產生吸引力有幾個方面：如對本國政治秩序的革命；烏托邦理想對經濟高速發展引起社會矛盾而陷入精神困境的鄰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對試圖擺脫美國支配的日本左翼，從毛的鮮明的反美立場，看到新的希望。這些一廂情願的誤讀，使得他們看不到紅衛兵對教師的施暴；看不到「群眾專政」的本質和毛對思想控制的本質。（參見《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聯經出版 2013年 pp.69-70）
文革的神話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幽靈仍在震源地徘徊。
飲了鄰國這缸劣質烈酒的日本紅衛兵們，如今已到古稀之年。面對真相，有眾人皆醒我獨醉者；有借酒澆愁愁更愁的懷舊者、鄉愿者；有從右向左轉者；有幻滅者、懊悔者從酒缸裡艱難地爬出來，在認真地反思者。
最近讀到《產經新聞》（2020年12月7日）上刊載的麗澤大學的學者Jason Morgan的《三島由紀夫和維繫文明的「輪迴」》一文。
作者認為將三島一刀切為「右翼」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經歷戰前、戰中、戰後三階段人生的三島，體驗過「文明的崩潰」。日本人認為日本的未來與歷史無關，索性與往昔來個抽刀斷水，「大家一起走，向上看」，這種氛圍蔓延至今。但三島沒有囫圇接受這種思維，他相信日本魂的再生。也就是比較文明學者服部英二在《轉生的文明》中指出的；所謂文明，就是不斷的轉生。三島拒絕扔掉日本的傳統，拒絕切斷往昔。他的自決，是試圖從自虐史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是對日本未來的展望，他「憂國」的最後一瞬也是「愛國」的新旅程。
這個論點，在今年眾媒體都在高談闊論三島的作品與辭世時，有些特別。
三島在「切腹諫死」之前，親自策劃與佈置了在池袋的東武百貨店舉辦的《三島由紀夫展》。他將這個展覽分作「書物之河」、「舞台之河」、「肉體之河」、「行動之河」四部分，四條河流最終匯合成一條大河，奔騰流向「豐饒之海」。
在最後的「行動之河」說明文上，三島寫道：
「這是最恐怖的密林之河。有鱷魚、比拉魚出沒，有從敵人部落裡飛來的毒箭。這條河與書物之河正面衝突。其實，真正的文武兩道，只發生在死亡的一瞬。行動之河裡，充滿了書物之河所未知的血與淚，不需要藉助於語言的靈魂碰撞。這是最危險的河流，人們不敢靠近。這條河流，既然既不能為農耕灌溉帶來恩慈，又不能帶來富裕與和平，甚至不能使人安息。……只是，生而為男，無法抵抗這條河流的誘惑」。
傳統與現實筋骨相連，河脈與河脈縱向相通，就是關六武士刀，可削鐵如泥，卻也無法切斷水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的確如 Jason Morga 所言，三島的方向與遺產，非「左」與「右」，而是「前」與「後」。
延伸閱讀
三島自決50年／人命何價？ 三島由紀夫自決與他的時代(上)
三島自決50年／遍地全共鬥時代 三島與他的孤寂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