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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麻雀上稻堆，爺爺打奶奶煨，爺爺吃點肉，奶奶喝點湯，小媳婦在邊上聞聞香」。這是童年時奶奶唱的歌謠，它暗示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童年的我，想到的卻是怎麼能打到麻雀。事實是，幾乎沒有人能夠打到稻堆的上麻雀的，也沒有人想吃麻雀肉。
1970年代初，比我大五六歲的中學生們在一起興致勃勃的談論「除四害運動」（四害指：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最令他們興奮不已的是打麻雀，當年幾乎所有村莊的青少年們都被動員了起來，不停的驅趕麻雀（其它鳥類估計也無法幸免），導致一些麻雀因驚恐與疲憊而墜落。我們丘陵地帶的村莊，相距多在一二里地，所以只要動員起來轟打，連天上的飛鳥也會遭殃，這可能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由國家動員「迫害麻雀」禍及全部鳥類的政治活動。記得當時的小夥伴們聊到打麻雀時，又說到後來不打麻雀了，因為它可以吃掉害蟲。
現在回想起童年的無知甚至殘忍，對那些受到傷害的小動物，心中總有一份愧疚，我們爬到樹上掏鳥窩，也會在冬天的夜裡去麻雀窩中掏麻雀，然後關進籠子裡，進行餵養，但小麻雀卻是極其剛烈的小動物，直到餓死也不會接受餵飼，自由才是他們的生命意義。唯一的一次成功是小夥伴們餵大了一隻八哥鳥，飛到田野裡哺食還會飛回家中。
村裡孩子們當年「除四害」打麻雀，當成遊戲也就過去了，但最高領導人拍腦袋想出來的運動，遭到科學家們糾正，在1959年11月，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綜述科學家們意見寫了一份「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毛因此指示不打麻雀改打臭蟲，文革開始之後，這些科學家遭到政治清算，最早提出麻雀吃作物害蟲的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毛」，受到殘酷迫害。
毛本人在晚年仍然對麻雀心懷芥蒂，留有這樣的詩句：「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
貓狗情
文革時代人與動物的關係或情感，與其它時代應該並無不同，我小時候家中有一隻貓，它溫順地伏臥在祖母的懷中，是我記憶中的一道風景。最神奇的一次是它竟然抓到一隻野兔回家，當時覺得不可思議。
鄉村民諺說「貓要買，狗要拐」，因為貓能捕捉老鼠，是有用的，所以應該去有貓崽的人家購買，但狗卻要去偷拐，只有特別愛狗的人，才會冒著被母狗追咬的風險，獲得一隻狗崽。在親戚的村莊裡，我曾在狗窩中偷抱走一隻狗崽，害怕被母狗發現，一陣奪命狂奔抱著小狗回到家。遺憾的是這只狗沒有養成，因為家裡糧食緊張，所以父親將狗送給外村人了。
而母親從外婆村莊裡帶回的一條小灰狗，卻被村莊裡的小夥伴們共養了起來，這個餵點剩飯，那家給根紅薯，長成一條大狗，成為我們兒時共同的朋友，我們都叫它「灰子」，下雪天灰子跟我們一起追野兔，夏天它幫村裡看守生產隊的稻場。還有一次傳奇的經歷，灰子跟隨村民去一百裡外的山裡購買樹木，夜晚渡河時與村民失聯，三天之後卻回到了村莊。
就這麼一條可愛的狗，它無法想象中共的打狗運動也會衝它而來。
打狗隊來了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許多地方成立了打狗隊，原因是狂犬病流行，所以在農村展開大規模獵犬行動，這時候的打狗隊主要由民兵與基層幹部組成，如果真是預防狂犬病的話，應該精準捕殺患病的狗，而不應該濫捕濫殺，有專業人士說這是犬類發展史上的一場重大災難 ，因為造成很多犬類的消失。
打狗隊進入村莊之前，被我們發現，小夥伴們緊急地將大灰狗藏到我們家的小柴房裡，狗被嚇的瑟瑟發抖，但卻非常「懂事」，一聲不吭，躲過了這場劫難。
如果說對麻雀的迫害因為受到科學家的指正，很快得到政策性的改變，而對狗，中共似乎與它有「世仇」，早在中共建黨之後的1920年代，就成立了「打狗隊」，當然不是專業打狗，而是負責懲處中共脫黨的叛徒，它是中共中央特科行動科的別稱。
我經歷過另一次打狗運動，是2000年前後北京申辦奧運會，打狗工作聲勢浩大，動用公安警察力量，對沒有辦證的家犬寵物直接抓走，記得警車在傍晚突襲小區時，這正是大爺大媽們遛狗時間，警察要將狗從這些居民手中搶走，場景特別慘烈，許多大爺、大媽像失去親人一樣痛哭，並與警察爭奪。當他們無奈地望著警車抓走他們心愛的寵物時，跟親人被抓捕沒有任何區別。
當時辦一個狗證當時要花上數千元人民幣（相當於普通市民半年的生活費），對許多工薪族來說非常昂貴，藉著宏大的主題，上級政府批示，所以運動式抓狗降臨到了北京每一個小區，這些寵物被抓走之後，市民們得花錢贖回，這等於給警察一次巨大的創收機會，受傷害的是狗與市民。
更不可思議的是，2011年北京發生「茉莉花運動」，我寫了一篇微博《抹泥花與狗》也遭遇北京警方以涉嫌政治性煽動而被拘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