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沒的百年中共史——回首、反思、與展望】４ 革命的聖殿中 神佛的去留——隨勢而易的中共百年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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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中的蘇俄經驗 

中共在革命中應該如何對待各類本土或外來宗教，對當時年輕的中共領袖們而言，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議題。雖然他們一心以馬克思的學說改造中國，卻無法忽略諸如弘一大師李叔同的人格魅力，也不能對遍及各地的教會學校、醫院或社會福利機構視而不見。在1920年代的中國，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西北地區的回教，都是中國社會民間信仰非常堅實而重要的組成部分。與中國多種本土、外來宗教同時並存的局面相比，俄羅斯的情形反而簡單得多，其國民主要信仰東正教，邊疆民族地區則多信仰回教。因此，蘇俄政府在十月革命後對待東正教的經驗，一方面對中共制定宗教政策具有關鍵影響，但頭腦清醒的一些中共領袖也對蘇俄經驗抱持懷疑立場。

從公元989年基輔羅斯大公國受洗接受東正教開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俄國民眾幾乎保有近千年的東正教信仰，在享受國教地位的同時，教會對民眾生活影響非常之大。蘇俄政權建立後，對東正教採取了極為敵視和壓制的政策。人事上，，策動底層神職人員組成親蘇俄的教會革新派以打擊保守派；經濟上，幾乎剝奪教會的土地和經濟利益，甚至財產。1922年蘇俄大饑荒時期，教會的金器、珍寶被官方以「賑災」名義沒收。堅決對抗蘇俄政府的神父修女，或是流亡，或是被處決，或是投入集中營。可以說，蘇俄官方試圖消滅東正教的心態非常明顯。

但這樣的強硬立場有無實際效用，是否真的讓俄國人變成了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令人質疑。中共領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蘇俄時，對俄國的東正教會以及民眾生活有過非常細緻的觀察。他曾發出一個非常經典的大哉問：為何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民眾依然熱衷於過東正教的聖誕節，而五一勞動節或十月革命節在百姓中卻顯得很落寞。作為「學習者」的瞿秋白，他的疑問恰好從旁觀者的視角，說明了蘇俄宗教鎮壓政策的失敗。而早期的中共便是在這種對蘇聯經驗的質疑中，將蘇俄的宗教政策經驗，部分程度複製到中國。

區別本土與外來的革命手段 

1920年代及30年代的中國處在內憂外患的大變局中，各種政治力量和宗教對於中國的前途以及變革社會的方法均有不同的考量。在國民革命以及共產革命的階段中，在「宗教必然消亡」的大前提下，中共對不同宗教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在城市中，天主教、基督教的影響力非常之大，許多大學、中學具有教會背景，1920年代的中國曾發生過反基督教社會運動，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階層繼義和團事件後，對西方宗教的又一次抵制與反擊。這當中，固然隱含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傳統文化漸漸失落，西方文明在華日漸繁榮的失望與反感，但同時也契合了當時中國社會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始終，基督宗教無法擺脫「洋教」或「侵略者工具」的色彩，中共雖不是這場社會運動發起者與核心領導者，但卻深度參與了這場於中國宗教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改變大潮。透過左派學運以及工運組織，當時的中共希望能夠藉助這一社會運動表達堅定的反西方宗教立場。這其中有兩層考量，一層是將基督宗教看作是帝國主義的同路人或代理人，另一層考量則是在根本上革命者們對無神論的信仰，塑造了他們對宗教力量，特別是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宗教抗拒。

而在農村中，具有龐大影響力的則是佛教與道教。對當時的中國農民來講，佛道信仰是與農村的鄉紳社會體系、佃農經濟模式緊密結合的。中國的共產革命相當程度上是以消滅地主、打擊富農為目標的農村土地革命，在農民運動以及蘇維埃政權中，神佛也成了革命者眼中的改造對象，一方面紅色政權推行政教分離，限制佛道二教在民間的影響力，沒收他們擁有的大量土地。但同時與對待城市中的基督教相比，紅色革命家們雖然視神佛信仰為落後的表現，但也意識到這種信仰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間加以清除，因此在限制的基礎上，也容許了他們的存在。

1949後 搖擺在激進與溫和的信仰論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至文革，中共當局的宗教政策與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政府，幾乎一致，那就是「宗教必須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一方面在各大宗教扶植和培養新興的「反傳統派」，以取代早前的宗教領導層；另一方面，在全國推進無神論及反宗教的社會改造，宗教機構被剝奪了辦學、財產支配、擁有土地等權利。之所以會實行這樣的宗教政策，與當時的中共官方在某種程度上將基督宗教視為「帝國在華代理人」以及防滲透、反顛覆的需求有關。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各種宗教力量，僅能侷限在私人道德與信仰的教育層面，而不能夠對社會事務表達立場或見解。不過比蘇俄當局更進一步的是，中共從1950年代開始便推動宗教本土化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主教的愛國會組織和基督教的三自愛國委員會，也就是以愛國的名義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黨綱要求下，中國的天主教、基督教必須切斷與外國的聯繫，不受外國政治力量，特別是宗教力量的管理和支配。以天主教為例，神職人員、各教區主教不再由羅馬教廷任命，而是在官方主導的愛國會體制中產生神職領袖。到了文革時期，即便是官方認可的教堂，也無法正常運作，被迫關閉。這一做法形成了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內部分裂，其中天主教中不願意加入官方愛國會體系的信眾與神職人員，構成了地下化忠貞教會；不接受三自愛國原則的基督教信眾，則形成龐大的家庭教會網絡。直至今日，這種官方教會與非官方教會的對壘局面依舊沒有完全消失。

而對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本土宗教而言，官方的戒心雖不若對付基督宗教那樣大，但由於神佛信仰體系和無神論信仰體系格格不入，使得佛道二教成為了紅色政權實現社會治理目標上的障礙，而被深刻改造遭到壓制。通常對神佛的信仰與崇拜，未必若信奉基督宗教那樣，在1950、60年代，被視為反革命或帝國主義幫兇，但封建迷信的大帽子對神佛信仰者而言，則是揮之不去的陰霾。文革時期，道觀寺廟遭到毀滅性打擊，受摧殘的不僅是歷經千百年滄桑古代建築，更大的損失則是與之相關的諸多文物以及文獻的喪失。文革時有一張經典照片，一群和尚在紅衛兵的脅迫下，手舉一張標語牌，上面書寫「什麼佛經全是狗屁」。寺觀廟作為數千年來中國人精神避難所的地位徹底消失。

改革開放的到來，的確改正了中國宗教的生存狀況，一方面經歷了包括文革在內的諸多運動衝擊，同時受極端物質貧困與飢餓的影響，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世界發生了極大變化。傳統的共產主義信條，在改革開放時期失去了感召力。人們開始向中國的民族傳統文化「尋根」，神佛道觀再度興旺起來。而儒釋道背後的傳統信仰與民間風俗則更是強大，祭祖、祭天、風水等習俗，直至今日都風靡於中國，更是很多中共黨員幹部的精神寄託所在。改革開放同時也帶來中國的對外交往，基督宗教在這一背景下，再度興旺起來，特別是基督教在中國沿海城市以及華北農村影響力的擴大，成為了官方不能忽略的社會變化。歷經幾十年的風雨，藏傳佛教在中國藏區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成為牽動北京與西方及達賴喇嘛的關鍵議題。在2005至2015年這十年當中，中國官方在宗教政策上對佛道二教，較為寬鬆，對基督宗教特別是地下教會，仍採取嚴控及疑懼的態度。中共十八大後，「宗教中國化」、「宗教民族化」與早前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共同構成了現今的官方宗教態度與立場。教堂的十字架過大、寺廟未有懸掛國旗、宗教人員沒有清晰表達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都無法符合當下的宗教政策之要求。如此說來，回望過去的一百年，在共產革命的聖殿中，有無神佛的尊位，則完全取決於革命者對時代的判斷和理解。當革命需要時，神佛可以被請出革命的聖殿，也可以留在革命的聖殿，或是，留在革命聖殿的同時，要換一個姿勢與造型。

總結：馬克思主義的外在 愛國主義的內核

與各國共產革命類似，中共成立開始，與蘇俄面對的問題一樣，其宗教政策有一個極為明顯的內在張力：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共產革命家一方面承認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終極意識形態上，又以追求建立無神論社會為目標。這樣的張力使得各種宗教組織處於形式上可以合法存在、但事實上又要受到各種限制的尷尬境地中。從革命時代到中共建政，再到改革開放直至今日，中共宗教政策的激進與溫和變化都源自於這種張力。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蘇俄領袖史達林發現，被大清洗的嚴酷政治所打擊，蘇俄紅軍以及蘇俄人民在精神信仰上，失去了對官方的信任，更缺乏抵抗納粹德國的勇氣與意志。曾是神學院學生的史達林立即想到用東正教來做為鼓舞人民保衛國家的精神支柱。因此，那場戰爭成為了俄國東正教走向復興的開端。在那場戰爭中，被視為蘇俄軍神的朱可夫元帥，更是一位虔誠的東正教教徒，但功高震主的他，最終被史達林及其繼承人排擠出了權力核心。1994年的新俄羅斯時代，當朱可夫元帥的雕像落成於莫斯科紅場時，他的老部下們以及年輕一代的俄國人，紛紛在雕像前，以下跪、在胸前畫十字的方式，來表示對朱可夫的敬愛。1979年在共產波蘭的經濟搖搖欲墜，受到天主教會支持的團結工會應運而生，最終在十年後，取代了波蘭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於近代以來，遭遇三次亡國的波蘭而言，天主教是維持民族存續的精神紐帶。波蘭紅衣主教沃蒂拉更成為羅馬教廷的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可見天主教對於波蘭的影響之大。或許是看到了天主教會與團結工會在波蘭劇變中的影響力，北京對宗教的關注再度升溫。東正教從未遠離俄羅斯人，天主教從未遠離波蘭人，就如同燒香拜佛從未遠離中國人一樣。激烈的社會革命，能夠讓有形的宗教建築消失於時空的維度，但卻無法將根植於民眾心中數千年的靈性世界連根拔起。這也就是瞿秋白在遊歷蘇俄時發出大哉問的答案，而這一答案也考驗著當今的中共執政者，如何去面對錯縱龐雜的中國宗教問題。因為這一問題跨越了族群界線，是漢人、藏人、維吾爾人均要面對的精神與社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