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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強權獨裁之根源就在三十三年前的「六四」
2022年6月4日 ，天安門流血事件三十三週年，日本出版了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授城山英巳的新著—《天安門檔案—從機密記錄解讀日本外交之「失敗」》（中央公論新社）。
封腰上的幾行字畫龍點睛地道出主題：
以事件三十年後公開的十二冊、超過五千頁的《天安門外交檔案》為主軸，證實日本政府（1979-2022）總共援華政府開發援助（ODA）三點六兆日元，結果把中國變成一頭排外的「怪獸」。
1989年6月4日。
「習近平中國」 強權獨裁的根源就在這裡。
通過建國以來最大危機的天安門事件而成為「強國」。究其背景，是因為暗中存在著與中共握手言歡的的美國、實利優先的歐洲、總是無法掙脫美中兩大國「咒縛」的日本。
俄烏戰爭、台灣有事，中共將如何舉措？日本該如何對應？
解讀史訓，答案已寫在三十三年前的機密記錄裡。
今年恰逢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本書為以石激浪之記實之作。
全書包括：《序章：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之分水嶺》、《第一章-「六四」之必然》、《第三章：外務省的「無策」》、《北京「內戰下」的日本人」》、《第五章：日本人所「希冀的中國形象」》、《第六章：美中背後握手》、《第七章：日本之「敵」為美歐》。
此外，本書附錄地圖、作者後記、相關年表、參考文獻。共計近四百頁雄著。
本書的五個結論及理由：
本書通過對具有史料價值的解封外交檔案的分析，對「六四」駐京日本使館文官、武官、駐京日企、航空公司人員、對東京外務省的官僚的口述歷史和採訪記錄以及分析研究，得出五個結論：
第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亦趨必然
胡耀邦之死，為「六四」的直接契機，但從八十年代後期整個局勢來看，發生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亦趨必然。天安門事件前夜，是中國最接近民主主義的那一瞬間。而一聲槍響擊潰了這一可變性的瞬間。
八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可以參選人大代表，思想界、學術界活躍，整個社會追求自由，激烈的討論關於未來，說明經歷文革劫難的中國仍對未來懷有理想。幾十所大學發生「八六學運」，這些因素都為「六四」水脈之鋪墊。
第二：現場外交官的「感情論」並未影響東京的對華外交決策。
「六四」時，駐京的日本使館的外交官因身在現場，不自覺地「感情移入」，同情民運，尤其是親眼目睹解放軍開槍鎮壓學生與市民之後，政治部一位書記官淚道心語：
「我們的對華經濟援助，對改革開放的支援，究竟有什麼意義？」
日本大使中島敏次郎更言：自民黨對開槍鎮壓事件的態度，以民主主義立場，對此十分遺憾。對中國民眾，深感悲憫。我再留在中國，也只會不愉快。在北京也已經兩年，是該離開北京的時候了」。
換而言之，現場外交官站在同情中國民眾的立場憂慮中國的未來，而東京的外務省則以「長遠的大局觀」，憂慮未來如何與中共高層打交道。但現場外交官的「感情論」並未影響東京的對華外交決策。
「六四」前駐京使館被要求以「溫暖的視線」靜觀事態。連目睹天安門鎮壓現場的外交官都忍不住爆粗口：「畜生」。
但外務省以與中共的關係為優先選擇，輕視民間動向。而且日本不認為對政治漠然的八億農民大國的中國，激進民主化會有較理想的實現的可能。清楚地看到只要黨內保守派的基盤長期存續，中國不會簡單地實現民主化。
因此從一開始，日本就不存在「人權外交」的討論。
第三：對戰爭的贖罪感，導致日本無法介入中國人權、民主化等「國內問題」。
畫餅充饑：理想的中國形象：安定、穩健的政策而推進的現代化中國。
對戰爭的贖罪感這塊「軟肋」，導致日本在介入中國人權、民主化等「國內問題」的躊躇。而且，擔心西方對華壓力越大，物極必反，會激活中共僵硬的排外的民族主義高漲。
二戰後的日本，對華贖罪感與負疚感，始終左右著日本的戰後處理與修復兩國關係問題。這也正是日本不惜與台灣斷交而謀求日中邦交正常的基礎。
1945年至1972年的二十七年日中無邦交時代，日本的言論界，市民運動都以恢復邦交為目的先行。
換而言之，日本對無邦交的中國大陸的關注，遠遠甚於有邦交的台灣。
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先生曾指出日本學術界、知識界誤讀中國的原因是目的論的價值判斷先行。以至於文革時期，全面肯定文革的錯誤，充當了中共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所謂研究中國，其實是主觀意念描繪的中國，也就是說真實的中國—客觀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存在。
儘管文革時期中共要下一盤「解放全人類」的大棋，向世界輸出毛主義的革命，但主要影響的是西方激進左派、東南亞與非洲，未能撼動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之根本。
換言之，中國處於封閉狀態，不在「國際社會」的框架之內。
文革時期，日本政府幾乎沒有與中共的人脈網絡，很難獲得真實的中國信息。
而中共的死敵，日本的同盟國美國，1972年卻背地裡搞「越頂外交」，搶在日本之前，與中共暗結珠胎，尼克森訪華對日本是極大的衝擊，刺激了二十多年唯美國是瞻的日本朝野人士，不少人對美國的「背信棄義」感到義憤。
毛、周時代尚能以個人威權抑制民間反日情緒，正因為如此，才能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
日本吸取文革教訓，「六四」之後，不敢追隨西方，贸然斷絕與中共高層關係。
而八十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歷史教科書問題，引發中國強烈抗議。開明派的胡耀邦遭人以「親日賣國」為名，落井下石。
這些細思極恐，使得日本在「六四」前後無法深入「中共本質何為？」的深入討論。
眾所周知，日本外務省裡有一個「China School」。狹義指以中國學派的為骨幹、熟諳中文外交官。與中共高層有特殊管道和人脈，對日本政府對華決策有重要影響。由於對中共低眉順眼，與之同調，被人詬病為「親華」，有損「國益」。
「China School」的外交官追求的是他們善意描繪的「希冀的中國想像」。
安定、和平、漸變的民主化中國符合日本的國益
儘管日本在「六四」前，早就掌握了諸多的信息，但外務省的文件《我國所希冀的中國像》中仍然明記「原則上，由安定、穩健的政策而推進的現代化中國」（6月2日）。
也就是說，日本希望在幫助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自身逐漸推進安定的民主化、自由化，這個未來理想的中國形象，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試圖通過經濟「輸血」，激活中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引導中國從畫地為牢的「獨特世界」步入普世價值的」「國際世界」。
「六四」之後，日本可謂「一片丹心照汗青」，為了「不讓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對中共伸出援助的手。
1990年7月11 日，海部俊樹首相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以一對六」，宣佈將恢復對華開發援助。這一決策，顯示日本對華認識仍停留在於八十年代初的「成功經驗」而選擇了「性善說」，仍然以為可以通過與中共高層管道疏通或個人交情展開對話，引導中國發生變化。
1991年8月10日，海部訪華，成為「六四」後第一位西方國家現職政府首腦訪華，1992年10月23日至28日，即位不到一年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親自訪華，這是日中兩國千年交流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親自訪華，這一雪中送炭的友情，得到中共首肯，「填補了中日關係上的一項空白」。
事實上，「六四」後喪失道義上合法性的中共，只有永遠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強化灌輸愛國主義」，洗刷百年「屈辱」。 「六四」後又發生大小的「反日」運動。日本不敢吭聲。對戰爭的負疚這個「軟柿子」，隨時會被人捏一下，提醒其「憶苦思甜」。
因此，日本的做法是投鼠忌器，不敢去碰中共這個「大膿包」，結果化膿癌變，惡化為不治之症，潰散之日，必殃及鄰國及世界。
第四：由於同盟國背地裡搞「越頂外交」，日本真正警戒的不是中國，而是歐美。
歐美諸國在「六四」過後沒多久，就一邊口頭上高喊對華制裁，暗中卻爭奪對華經濟主導權，通過對華經濟協力而接近中共。這些不光彩的動作先於日本恢復對華開發援助。因此，「China School」的外交官，真正警戒的不是中國，而是歐美。
而且由於日本在「六四」問題上對華的親睦立場，中共利用日本為瓦解西方七國集團的突破口，經濟誘導，加強對日工作，強化了日本財經界的焦躁，使得被「擱置」的對華無息貸款和ODA如願以償地儘快到位。
最終影響日本的對華政策。
第五：表面對立的美中兩國，其實早已在桌面下暗通款曲，握手言歡。
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得知「美中接近」之後才終於決定的。
作者的這個認識，並非空穴來風。
「六四」後有兩件事可以證實。
第一件事：據吳仁華先生研究，1989年6月7日這天，仍有北京市民以設置路障、燒毀車輛的零星抗議。
而這天，駐京的日本使館人員和民間人士都經歷了北京恐怖政治的一幕。因為戒嚴部隊朝建國門外的外交公寓無差別開槍。
12名使館人員的住宅的窗戶、墻壁、空調、窗簾、地毯等處留下彈痕。受害最嚴重的是面向長安街的一號樓，一名使館工作人員的房間竟被中16發子彈。
萬幸的是無人受傷。
日本使館向中方提出抗議，但中方不僅沒有道歉，還對日方提出的「蓄意開槍」明顯不快，認為各國中只有日本在找茬。
對待這件前所未聞的大事件結果是，日方沒有公佈抗議文，打落的牙齒和血吞。
此時，美中之間圍繞方勵之夫婦躲進美國使館避難之事，表面上兩大國死對頭。
但實際上，在6月6曰深夜，美國使館的一名武官卻接到一名自稱「解放軍青年軍官」的電話，告訴他「明天上午十點到下午兩點，別上二樓以上的房間」。
6月7日，美國駐華家屬樓也遭到槍擊，但有驚無險，無人傷亡。是否與深夜這個神秘電話相關，暫不得知，。
但日本使館事先沒有接到過電話通知。
第二件事：小布希政權的「本音」非常憂慮美中關係，在議會和輿論界措辭嚴厲譴責中共，停止高層訪問。
6月30日，秘密派遣總統的國家安保問題輔佐官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與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經巴基斯坦訪華。消掉飛機外塗字樣，根本看不出是一架美國飛機，空中加油，下足了保密功夫，在北京僅呆一天。這種神不知鬼不覺的程度，超過季辛吉秘密訪華。
鄧小平給兩位遠方的不速之客上了一課。
「不說你們西方七國峰會，就是七十國，也全無意義」。「中國人必須有作為中國人的氣概和骨氣」。鄧小平
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單獨會談中也強硬地表示「中國內政不容外國人插手」。
中共似乎又一次取得外交上的「勝利。」
而日本得知美國高層秘密訪華之事，卻在五個月之後。
實際上，美國政府同樣希望中國有一個穩定的政權，對華政策有表有裡，非常彈性。
只是日本作為同盟國，又一次被「越頂外交」，朝野「仰天震驚」。
1989年7月，在巴黎召開了西方七國集團峰會。正值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西方期待戈巴契夫政治改革成功。這種氣氛下，峰會一致嚴厲譴責中共暴行似乎成為共識。
但日本會前已經做好了準備：既要與西方保持步伐一致，但又不想「趁火打劫」。只有日本深知歷史上「弱勢中國」必將強力排外，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將有害而無益。因此，哪怕單槍匹馬，也要反對使用「野蠻的中國」這類刺眼的用詞。
結果小布希支持了日本，事後還對日本表示感謝。
這份宣言，最終沒有提出新的對華聯合制裁，體現了歐美同樣不希望中共在亞太地區急紅眼。
對華外交：價值上的普世主義與地緣政治上的亞細亞溫情主義的窘境
經濟「輸血」的結果促使中國奔向軍事擴張路線
2022年，圍繞中國人權問題，美國宣佈不派官方代表團參加北京冬奧運，對華「外交抵制」。
日本儘管與同盟國附和同調，但並沒有使用「外交抵制」一類詞眼。如同「六四」後，不是「凍結、中止」對華開發援助，而是「擱置」，給足中共面子。
日本在普世價值上站在西方陣營，但熟諳中國歷史文化的日本，對華問題處理上常常是亞細亞式溫情脈脈的倫理，不逼跳墻急狗，不撕破臉皮。而中共要的就是面子的光鮮。
日本對華開發援助直到2022年3月才完全落下帷幕，可以說强力支撑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歷程。
日本做夢都沒想到，大規模的對華開發援助，中共並不想讓中國民眾知道，民眾也未受惠，還遭到自由知識人的詬病，認為日本助紂為虐，餵肥饕餮貪官，坐實了獨裁者鎮壓人民有恃無恐。
因此，不但沒有改良中國土壤，使之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道路，反而了養肥「愛國」名分下排外的白眼狼，與日本希冀的「中國形象」越來越逆向而行。
這一經濟「輸血」的結果促使中國奔向軍事擴張路線。今天在尖閣諸島、台灣海峽、南沙群島等問題上，日本對華態度雖有變化，但卻深知在東亞地緣政治上常常不得不「獨擋一面」。關鍵時刻，歐美諸友，尤其是同盟國的美國，是否如「六四」時一樣，又搞「越頂外交」，與中共桌面下暗結珠胎呢，這是日本之疑心大忌。
因此，日本既不敢碰「大膿包」的中國，又要對美國觀言察色。對華外交至今都未擺脫中美兩超級大國的「咒縛」。
據說晚年的尼克森回顧當年連同盟國都不打一聲招呼的訪華之行，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許我們親手打造了一頭怪獸」。
這句話承認了美國近半個世紀試圖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的努力已告失敗。
這又何嘗不是日本的真實寫照呢。
作者不禁天問：
為什麼日本在歷史的分水嶺，沒有把握住中共的本質？
「六四」流亡者—令日本政府「頭痛」
筆者長期關注日本朝野對「六四」流亡者和對在日留學生的問題。
本書記錄了方勵之夫婦逃入美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庇護之後，日本政治家的人權認識的局限性。
1989年6月15日，駐京日本使館次席公使久保田穰回國述職。
在談到「方勵之夫婦事件」時，鹽川正十郎官房長官擔心「方勵之式的人物翻墻逃進日本使館尋求政治庇護怎麼辦？」的問題，囑咐「要想辦法避免這種事態發生，請求中方加強警衛」。
日本政府不僅擔心「流亡者」會影響日中關係，而且斷言這是個「麻煩」問題。
1989年7月，流亡巴黎的知識人與學生領袖成立「中國民主陣線」。政治學者嚴家其（嚴家祺）出任首任主席。日本的民運人士也打算於當年12月成立日本支部。
中國對外聯絡部負責人張香山向日本提出不許嚴家其（嚴家祺）之類的人物入境。這使得日本「頭痛」。
讓「反革命分子」逃亡海外，本來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給日本添了麻煩。作為民主國家，如果沒有違反日本的入管法的話，無法拒絕其入境。但對中共俯首聽命的話，對國內外輿論界該如何交代呢？
「六四」以來，日中關係處於停滯狀態，而非對立狀態。走鋼絲一樣，好不容易維持的兩國狀態，為流亡者入境之類的問題而與中共不和的話，對日本來說，「那可真是不幸」。
最終，吾爾開希等人入境參加了日本支部的成立，大約有350名在日留學生參加了成立大會。
讀完本書，筆者感到兩點不足：
一是，由於篇幅所限，作者未能記錄海內外「六四」經歷者與流亡者對日本朝野採取的立場進行訪談；
二是，當年聲援過「六四」的留日學生為什麼後來不少無奈離開日本遠赴歐美？他們在護照到期之後，為什麼日本對留學生沒發放「六四血卡」？是否留有文件記錄？當時日本民間，尤其是大學，對留日學生採取了怎樣的立場和措施，是否受到駐日中共使館的影響？留日學生如何認識日本在「六四」時期的做法？
作者與「六四」的「因緣」
最後城山英巳教授《作者後記》中記錄了自己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因緣」。
作者在「六四」時是一名慶應義塾大學的大一學生。看到NHK題為「流血的北京」現場播放，內心極為震撼。「立刻就想去北京，與那些勇敢的學生交談」。
1990年參加「日中學生會議」，與北大、清華、復旦的學生討論。大三時作者與同學就策劃招聘中國學生來日本 ，實現了「日中學生會議」在日本舉辦。
此後三十多年，作者始終以傾聽「六四」親身經歷者的證言為「Life Work」。
大學畢業後就職於時事通信社，具有十年駐京特派員的現場經驗。訪談過很多中國自由派知識人，也是訪談過劉曉波的為數不多的日本媒體人。
也由於作者一系列戰後日中關係報導，而獲得日本重量級新聞獎項—2013年度Miles Walter Vaughn ．上田紀念國際記者獎。
其著作《中國共產黨「天皇工作」秘錄》（文藝春秋）曾獲得2010年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其它還有《中國人一億人電腦調查》（文藝春秋）；《中國，被消失的記錄》（白水社）等。
由於作者具有鮮活的現場經驗，縝密的文獻調查，廣泛的人脈與信任基礎上的親歷者訪談，實證的研究，因此包括此書在內，筆者向中文讀者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