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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秘密赴京，向中共承諾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的軍事力量，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承諾在聯合國支持恢復中國的席位等條件。次年2月，尼克森作為在任的第一位美國總統訪華，中美聯合發表《上海公報》，改變了冷戰對峙下的世界格局，形成了中美聯合抗蘇的局面。
而這一切，美國並沒有與貌似有著堅不可摧的同盟關係的兄弟日本打招呼，與死敵中共暗結珠胎後先斬後告。美國的「越頂外交」，令日本朝野震驚，被稱為「尼克森衝擊」。
儘管此時日本政府中以前首相岸信介為代表的親台派在自民黨籍中占大多數，但也在同年7月，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赴北京，與周恩來舉行會談。中共放棄對日索賠，連日方都感到意外。
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雙方簽定《中日聯合聲明》，中日之間結束「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台灣問題立場，表明「兩國雙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等。
今年，恰逢「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年」。表面上兩國首腦互致賀電，但實際上日本的紀念活動，冷冷清清。
眾所周知，日本在經濟上對華依賴度很高，在中國，日本有大小三萬家企業。五十年來，日中貿易總額飛躍性成長。但今年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連）舉辦的五十週年慶典上，贊成或支持慶典的日本代表五十家企業中，竟有三家不願意公開社名，而以匿名的方式參加。這個信息表明經濟界對中國的經濟安全保障的懸念。中國無視普世價值，不良的人權記錄與強權行動，使得經濟界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和透明性，保護知識產權的聲音越來越高。
日本民間對一向不問政治，只顧埋頭賺錢的經濟界實質上的為虎作倀也頗有異議。
筆者留日時，世界聚焦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才過去兩年，那時的民調，日本民眾對中國「無親近感」還不到五成。而「六四」過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日本超過八成以上的受調查者對中國「無親近感」。同樣，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也好不了多少，動輒就對「小日本」喊打喊殺。
筆者在日本的大學教課二十餘年，每年中文課程沒有減少，說明年輕人認為學中文以及中日關係仍很重要，但也並不表明對中國有好感。每年春季開學時筆者做一個不記名問卷調查，包括你為什麼學中文？你所了解的中國以及歷史文化等諸多問題。不少學生回答實在，「有漢字，比別的語言容易學」；「 父母的推薦，將來也許有用」；「中國是大國」；「喜歡傑尼斯組合的SNOW MAN。歌詞中有中文」等；在「自由記敘」的一欄中，也有不少學生困惑：「為什麼中國人老是山寨日本的東西」？「中國小孩為什麼在電車裡小便」？（日本電車站之間距離很近，忍幾分鐘就到下一站，每站都有洗手間）。「為什麼中國人爆買」？「中國那麼大，為什麼在南海、東海搞軍事行動」？「隱約知道香港、維吾爾、圖伯特問題，到底發生了什麼？」，「中國就是『哆啦A夢中』中那個專門欺負のび太（大雄）的五大三粗的じゃいあん（剛田武）。」。
筆者常常思考如何回答這些年輕人，既能看清專制的本質，又不產生民眾之間的對立與憎惡。日本與中國，漫長的歷史，無法搬家的鄰居。
由神戶大學名譽教授、著名的學者王柯先生主編的《「友好」輓歌的—中國人看「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最近由藤原書店出版，對上面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藤原書店是日本一家社會科學的專門出版社。藤原良雄社長曾獲得法國十七世紀創立的最有權威的學術機構--法蘭西學術院頒發的向世界弘揚法語貢獻的海外法語區大獎（2018年）以及井上靖紀念文化獎，被稱為出版界的「異端兒」。在紙媒出版難的今天，不迎合大眾脾胃，慧眼選書，不惜定價頗高出版好書。
本書由八位日本國內外具有自由思想的中國學者和作家撰稿。毋庸而言，他們發出的聲音，與中共的口號宣傳的敘事迥然相異，也不同於日本左、右兩翼對中日關係的分析。
如書腰所示本書宗旨：中國知識人回顧五十年的歷程，展望未來，只有實現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始有真正的日中友好。
王柯教授、賀衛方教授、李鋼哲教授、作家慕容雪村、唐辛子、劉燕子、賈葭的文章，都有相當的可讀性，限於篇幅，無法詳介。
法國塞爾奇·巴黎大學的張倫教授，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學時期就積極參加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設計。八九運動時期，青年講師的他與學生堅守天安門廣場，任天安門廣場糾察隊總長。廣場清場之後，踏上流亡之路。先是國內逃亡，後經「黃雀行動」營救，於同年年底經香港抵達巴黎。
張倫教授在《在民主與自由的基礎上展開文明創新上的合作與競賽》中講敘了兩件往事：
一是流亡後的1990年夏，參加在華盛頓的日本駐美大使館前抗議日本政府縱容中共暴行，率先在西方民主諸國中發出綏靖的信號，宣佈恢復對華經濟援助，與北京政權全面恢復「正常狀態」。這種對內以武力鎮壓學生的非暴力抗議的政權的強大，最終對外也必將威脅他國的和平。
日本大使館出來了一位職員，接受了抗議書，但「未見任何報導，似乎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但「三十多年過去，現在回想起來，那當中卻可能隱含了值得思考的影響中日關係當下狀況的重要因素」。
二是1992年春訪問台灣時，張倫教授打算赴日本與兄長見面。此時兄長正在日本留學。持法國政府頒發的難民護照的他需要入境簽證，拜託朋友向「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詢問辦理手續事宜，計劃經過日本回法國。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幾天滯留日本的時間，不需要簽證。結果抵達東京之後被日本入國管理局以無簽證為由拘留一晚，第二天被送回台灣。張倫教授甚至無法通知前來空港迎接的兄長夫婦。
難道是一向辦事認真的日本職員手續上的差錯嗎？但在東京被拘留那晚，來調查的是一位中文流暢的日本警官。張倫教授察覺到日本政府對八九事件的刻意迴避，對流亡者的冷漠。
筆者想起十多年前在巴黎訪談張教授時問「去過日本嗎？」，「踏上了日本的國土，但沒有進入日本」，原來說的是這件事。
張倫教授的親身經歷，實證了天安門事件後日本的對華亦步亦趨的外交政策。
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城山英巳教授詳盡分析了日本外務省解封的十二冊《天安門外交檔案》，出版的《天安門檔案-從機密記錄解讀日本外交之「失敗」》（中央公論社）中記錄了日本政府不僅擔心天安門流亡者入境會影響日中關係，而且只想趕緊拋開這個「燙手芋」，唯恐得罪龍顏動怒。日本以畫餅充饑的「理想中國」之圖，用龐大的ODA「輸血」，復甦了專制國家，實際上，養壯了一頭張牙舞爪的「怪獸」。
目前國際社會面對日漸咄咄逼人的中共政權，討論過去幾十年西方的對華政策是否具有戰略性的失敗，「自二月烏俄戰爭以來，尤其凸顯緊迫性」，張倫教授收墨。
王柯教授指出：本書雖然沿用了日本社會慣用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言說，但實際上這個言說有必要研討。因為所謂「正常化」，暗含日本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過去的外交關係「非法」之意。從「不正常」到「恢復正常」，這也是中國政府的振振有詞。那麼，中共在沒有取得政權時期，如何「恢復邦交」呢，從理論上難以立足。
在本書的《序》中，有這麼幾句話：無疑，「白紙革命」遭到中共的鎮壓。是站在中國人民這邊，還是姑息一黨獨裁政權，國際社會不得已再次站在選擇的歧路口。今後這樣的事態只會越來越多。天安門事件之後，在國際社會中率先解除對中國經濟制裁的日本，還要繼續踐踏民意，採取姑息獨裁政權來闊談「友好」嗎？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道的是人壽。
五十，而知天命嗎？人世，很短，人時，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