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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府會針對提高債務上限爭論不休，有關美國頭懸債務違約大刀的討論再度擺上枱面。雖然這是個影響深遠的議題，但對美國人來說，或許早已是一種家常便飯。
債務危機迫在眉睫
自從美國在今年1月觸及31.4兆美元的舉債上限後，包括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在內的政府高層，就一再針對債務違約的迫切危機示警，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也為了提高舉債上限爭論不休。領導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希望以大幅削減削減開支作為提高上限的交換條件，但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拒絕接受。
事實上，對於美國人來說，債務違約並不是新鮮話題。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美國國債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一直增加， 並在2013年超過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規模，如今更已超過31兆美元。自1960年以來已採取行動提高、延長或修改債務上限的定義多達78次，其中在共和黨總統任內有49次、民主黨總統任內則是29次。
舉債爭議家常便飯
提高舉債上限通常是國會的年度例行公事，目的在防止政府耗盡資金與債務違約。為了在一戰期間靈活籌集資金，美國在1917年開始對舉債設限，並在需要時經由國會表決提高上限。理論上，這為國會提供檢查國家支出的方法，反映出自從2001年以來，美國每年都存在預算赤字的事實。
但隨著美國政治兩極化加劇、以及債務飆升，這個問題也變得日益棘手，並成為政治談判的籌碼。共和黨人2011年就首次拿舉債限額與債務違約作威脅，迫使時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坐上預算談判桌。雖然最後歐巴馬同意限制政府支出，但這種不斷提高賭注來取勝的膽小鬼賽局(game of chicken)，並不是沒有風險的。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2011年就曾因為這場債務風暴，把美國的長期主權債信評比調降1級。這是自1941年標普開始主權評級以來，美國首次喪失3A評等，打破了美國近百年維持最高評級的神話。根據估計，由於投資人因為不確定性而要求提高利率，美國2011年的債務危機導緻財政部的借貸成本增加至少13億美元。
其實是政治問題
儘管如此，相較於經濟方面，美國債務的爭論更像是政治問題。這是因為美國國債一直被視為現代世界中最安全、最穩定的投資之一，在經濟動盪時期還被視為避風港。美國的債務佔GDP比例是128％，低於日本、希臘和義大利等十幾個國家。這個數據通常被視為衡量一個國家管理其債務能力的指標。
華府智庫「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專家齊克果(Jacob Kirkegaard)表示，要從美國債務限制的鬥爭中抽離政治因素並不容易，因為這已成為黨派儀式。他支持取消舉債上限，認為這與其說是限制政府支出的工具，不如說是一種「麻煩」。
確實，相較於美國設定舉債上限，許多國家選擇了不同的方法，把債務視為GDP的一部分，像是歐盟成員國就同意將債務保持在GDP的60%以下—儘管在實踐中並非總是如此。至於丹麥則是既有舉債上限、也承諾遵守歐盟規範的特殊例子。然而，在1993年基於憲法要求而引入債務上限的丹麥，在處理上並沒有華府常見的戲劇性發展。
丹麥案例特殊
這是因為美國和丹麥的法律看來類似，但運作方式卻大不相同。丹斯克銀行(Danske Bank)專家奧爾森(Las Olsen)表示，丹麥政治人物看待這項議題，更像是一種形式、而非政治問題。丹麥的舉債門檻設定為2兆丹麥克朗(DKK，約2,840億美元)，而目前的國家債務總額約為6,450億丹麥克朗。丹麥的舉債上限只在2010年被取消過一次，當時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舉舉債，並獲得政黨廣泛支持。
奧爾森表示，丹麥的政治並不像美國那樣嚴重兩極分化，雖然丹麥政界經常對預算用途意見分歧，但他們在如何管理預算上大多保持一致。此外，丹麥和美國一個主要的不同處，在於丹麥的債務總體上是一直在縮減，例如丹麥政府就以預算盈餘結束了2022年，並用這筆錢償還了大部分的債務借款。
隨著美國國會目前是由民主黨控制參議院、共和黨掌管眾議院，這使得美國府會的協調談判更加複雜化，因為需要經由兩黨表決才能提高上限。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表示，一旦美國政府停止履行財政義務，導致的經濟衝擊可能會在今年夏天導致800萬人失業、GDP也恐將下降6%。此外，債務違約也可能加劇全球對美元價值、以及美國領導力的不確定性。在美國針對國債上限的史詩般戰鬥中，這場例行公事恐將對全球經濟帶來嚴重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