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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一直說天安門廣場鎮壓真相，在中國大陸遭受迫害
向莉：請您談一談在中國的生活，包括六四之後受到的影響。
方政：1989年六四鎮壓受傷以後，到2009年離開中國，我在國內生活將近20年。第一階段是1989-1992年。我畢業了，但是因為六四鎮壓受傷，包括後來的政治審查，我一直過不了關。因為當時官方是希望我否認或者說不要談被坦克軋傷的這個事實，但是我一直沒有配合，或者說沒有按照官方的意願去做。我還是堅持說，受傷經歷就是坦克從身後的追殺，而不是說他們原來官方授意「只要說是普通的軍車也可以，你別說坦克」，但是我沒有接受。所以，雖然1989年我就畢業了，但在1992年之前我一直是就在北京體育學院待著，不能離開學校。畢業前分配好的工作單位，也就被取消了。直到 1992 年我離開學校的時候，畢業證也沒給我，只是那時候，我正好有個契機離開了北京，去了海口。第二階段是從1992 年到2000年，我在海口生活。為什麽到海口謀生？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當時的海南總體的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經濟環境比較活躍；再加上最重要的是我的合肥老鄉吳蓓大姐和她的愛人在海口發展，所以她介紹我們去海口。後來還有很多因為六四鎮壓受傷的人在她的幫助下也去了海口，包括前兩天剛去世的孔顯峰出獄之後， 也在1992 年的夏天到了海口，包括後來的張前進牧師。吳蓓，當年是北京鋼鐵學院的青年教師，我六四受傷到積水潭醫院之後，她是最先到醫院找到我的人。那時候，我剛剛從積水潭的那個會議室的地面轉到病房，就有醫生說有人要來看你，醫生當時就不想讓外人來。他說，這個人你認不認識？我說，什麽人？他就拿了一個這個工作證。我看工作證裡面的吳蓓，我並不認識，但裡面有籍貫一欄，寫著合肥，我當時就覺得很親切。吳蓓也是6月4號從廣場撤出，作為青年教師跟著鋼鐵學院的學生一塊從六部口那邊撤走，鋼鐵學院的傷亡是很重的，聽說有兩個鋼鐵學院的被坦克碾壓致死。她當時就走在人人行道上，所以六部口坦克鎮壓，包括毒氣彈，她都是親歷者。她被毒氣熏暈了，受傷了，後來被送到醫院。她聽說在六部口還有被坦克壓傷的，她就到醫院來找我，在病房門口哀求醫生讓她進來看我。我看工作證，是合肥老鄉，就說，請她進來聊。後來她就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朋友，最知心的一個大姐，她對我幫助很大，可以說最早的天安門母親、六四死難者、傷殘者的尋訪是吳蓓大姐在幫丁子霖老師在做，比如找到我，還包括後來找的很多在六四鎮壓中受傷的人。
方政：我在海口就是一個簡單的謀生，做過很多事，做過房地產公司的物業管理，開過小商店，也跟人合夥開過旅遊公司。在海口也有很多不自由，被公安看管，在海南我被抄過家，被短暫的拘捕過，不讓我離開海南回內地，也是因為六四。1999 年我想離開海口，回內地的途中在武漢又被公安抓回海南。一直到2000年我認識我現在的太太朱進，我們要結婚才可以離開海口回內地。第三個階段是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在老家合肥生活。那時候我的身份證已經被他們沒收了，也沒有戶口。當時是有一個戶口的派遣證，戶口從北京遷出來到海南。我遷出來，然後海南說你不符合落戶政策，就把我的戶口再打回北京，北京說你是當時學生嘛，你畢業後集體戶銷了，你戶口不能回北京了。那我問，回哪裡？回老家合肥也不行，所以後來我也就沒戶口沒身份證，就這麽黑了很多年。2000年的時候，我要結婚，讓我妹到公安部去找人去問，我也給他們寫信，怎麽樣能把我戶口落回去，百轉千折，最後把我戶口落回到我父母身邊。最後我終於有了戶口，補辦了個身份證。直到2000年的8月我才跟我太太回老家結婚、定居。我們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當地國保監控的對象。那時候沒太多自由，也幹不了什麽事，基本上都被軟禁。但是跟父母家人在一起，生活上有了一個最簡單的保障。我的大女兒在2001年出生了。
方政：2007年底、2008年初，吳蓓大姐跟我說，她那段時間來過一次美國，跟周鋒鎖、封從德、張前進他們有了接觸，因為我在國內就跟他們就有過交往。張前進我們是一塊在海南生活很多年，那周鋒鎖1992、1993年也是在海口，他出國之前我們在海口見過面，所以他們在內心對我有一種情感，說方政在國內很不容易，吳蓓大姐想想辦法，看方政能不能出國？首先得辦個護照。2008年那時候正好奧運會，那年3月我申請護照。國保就找我，你為什麽要申請護照？我說這個就是一個公民權利嘛，不代表什麽，我就跟他打哈哈。我說你給我辦一個護照嘛，我也不見得要怎麽樣，也許以後可以出國玩玩。他們拖拖拉拉，一直就不給，直到 2008 年的8月 28 號，他們才給我護照。中間有一個小故事，那是 2008 年奧運會期間，中國政府對外媒的採訪是有過一些放寬的，有過一些承諾，所以有很多外媒那個時候也到合肥去找過我。我也接受過很多的採訪，包括英國的媒體、半導電視臺、ABC、紐約時報什麽的。一個南德意誌報的記者叫貝克， 90 年代就被李鵬他們驅逐出中國，那次北京奧運會，他又回來了。他是德國人，但中文講得很好，回來就連繫我，說要做一個專題訪問。我問訪問什麽主題？他說，北京奧運會之後，是殘奧會，我們要做一個有關中國殘疾人的一個全面報道。有鄧小平兒子鄧樸方，還有一些殘奧會的冠軍，也有像你這樣的政治異見人士的殘疾人，還有那些維權的底層的殘疾訪民，還包括汶川地震後新的殘疾人士。我說好，我同意，我再給你介紹一個因農村電網不合格，雙臂被電擊打掉的殘疾小夥李鵬，十年索賠沒人管，他經常在法院上訪。我們倆電話約好，8月28號做採訪。結果那天一大早我就被國保周支隊長給帶到了出入境管理局。當時管護照的現任的局長就是早幾年管我的國保的頭子張支隊長。周支隊長說，帶你來見見老張，當年也是管你的，跟你談談。我說，跟我談什麽？他說，那個記者要來找你了。我說，你怎麽知道？他說，我們當然知道了，但希望你認清形勢，不要接受他採訪。我說，不是說可以接受採訪嗎？因為在這之前，這個那個英國的記者來採訪我，北京派了一個新聞出版署的人跟著，說是做採訪助理，跟著採訪。我們談到敏感話題，經常被那個人打斷。周支隊長說，可以採訪你，但是你現在是協助他去採訪別人。他就給我拿了一個內部通知，說外國媒體要在中國境內採訪什麽人，需要協助，要找當地的外事部門去辦。也就是不讓我去陪貝克去採訪這個那個殘疾小夥。後來又談到護照。我說，護照怎麽辦？他說，你要不去，護照可以給你。我一聽，就答應了。結果他們就把我和我太太的護照給我了。其實護照早就做好了，一直放在出入境管理局張局長的辦公室抽屜裡。我拿了護照到酒店去見記者，貝克租了輛車，準備去農村採訪那個殘疾小夥。我說，你先別急，我給你講個情況。我就把這個過程跟他講了，國保的人剛剛開車把我放到這，他們還沒走就在旁邊，我不能陪你去了。當然你自己去，也許他不敢阻攔你，但是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你即使去開車過去 3 個小時，你到那邊，那個人早就被控制了，你也見不著。他一聽有點害怕，就把車退了。他後來把採訪受阻，我和國保的事寫出來了，南德意志報也登了，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2019年10月27日，方政在為中國民族教育基金會第33屆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上給獲獎人士頒獎。（向莉攝影）
離開專制中國，擁抱自由
方政：我終於拿到護照了。後來2009年的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訪問中國，美國大使館配合給了我們一家人美國簽證，所以我們在2019年的2月離開中國，來到美國。那時官方知道我要出國，找我面談，說你不要出國，其他好商量，都會給你安排，你太太的工作也給你安排，你只要不出國就行。我說，這麽多年你都不安排，我們不相信你了。我太太講，那你先賠償500萬。對方說，太多了，公安也做不了主，但我們可以給你安排。可以給方政安排編制，你也可以在這裡掛個名照顧他，也可以給你一份工作。我們沒理他。我說，我們要走，只要你們沒有在海關強行攔截。因為當時也有很多外國媒體關注我，包括德國之聲，丹麥的電視臺等。我跟媒體說那天我要走，如果被攔截，走不成，我會跟你們說。後來當局沒有攔截，所以我們一家人是走正規渠道，拿中國護照和美國簽證，正常離開中國來到美國的。2009年的2月26號，我跟我太太先來的，一個月以後我們的大女兒自己過來。結束了六四鎮壓受傷之後，將近20年在國內被監控的生活，來到美國。
向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離開專制社會，投奔自由美國。獲得真正的自由。接下來請您談談自己觀念的發展。
方政：有幾點。第一，我對社會的不公很在意，對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追求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我是城市人，深深感覺到農民的不容易，覺得這個不應該。後來到大學以後我也去過北京遠郊區的農村掛職，我家也有農村的親戚，也看到他們遭遇的不公平。第二，從很小的時候我們對毛澤東的態度就是「去毛化」，批毛反毛，反對個人崇拜。第三，對共產黨也有個認識過程。從改造黨變成要締造一個民主制度。那時候還認為政黨還是可以的，因為共產黨還在改革開放。認為我們加入共產黨，去改造共產黨，用新的血液取代那些共產黨內落後的、腐朽的人。我們認為我們是進步力量，我們要改造共產黨，使得中國能夠在共產黨領導下更好。上學的時候，我還相信那些。到最後來我們認識到一個政黨也不可靠，要相信一個制度，有制度的保障最重要。這就是為什麽在清查中，我作為黨員，我跟學校領導爭論，共產黨員按道理說要把黨的利益放在首位，但那個時候如果黨的利益和六四時期人民的利益發生沖突，怎麽辦？鎮壓是為了保護黨的執政和利益，但是民眾的呼聲是人民的利益，我肯定是反對鎮壓，要呼應人民的呼聲，那就走向了民主的一個認識。從我自己來看，就是在中學時代批毛反毛，反對個人崇拜；大學時代，認為這個良好的政黨是個進步力量，是可以能夠給中國帶來更大的福利，相信改革開放和政治改革的；到六四鎮壓之後，我再逐漸就認為一個黨並不可靠，必須要有一個制度上的制衡。比如，六四的時候為什麽不召開特別人大？黨指揮槍，鄧小平一個人就能調動軍隊來鎮壓，而沒有一個制衡，為什麽不能召開人大？當時人大算是一個制衡的手段，當時我們很多學生也是呼籲召開特別人大去推翻戒嚴令，去反對軍隊鎮壓。那這個途徑為什麽走不通？就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權力制衡，沒有一個民主制度。所以後來我們才認為一個領袖不可靠，一個黨也不可靠，只有制度才是可靠的。所以思想逐漸在變化。對於我個人來說，追求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這個初心是一直沒有改變的。所以說不管是當時參加這種民主運動，或者說包括當時為什麽要入黨，那也是為了覺得那個成為共產黨的進步力量，才能夠更好的為民服務，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價值，實現理想，這就有這麽一種浪漫的情結在裡面，有這麽一個理想主義思想在，後來覺得這些都不行，構建一個制度是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我到海外，還在關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原因。到美國後，我所關注的、心裡所想、眼睛所看的，還都是中國的事，還是希望中國有新的變化。
2021年6月方政在舊金山花園角出席紀念六四的活動。（向莉攝影）
在美國開創新生活，繼續推動民主運動
向莉：請談談您到美國之後，在生活上面有什麽不同？
方政：個人生活變化很大。在美國，我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首先改裝了殘疾車，我可以自己開車，獨立的去做任何事情，這是一個人行動上的自由。作為一個殘疾人，在中國受限制的地方很多，在美國反而有很多便利。還有言論的自由表達，可以說任何事情，這也是我們在海外的一個巨大的優勢。在美國沒有計劃生育管制，所以我又可以再生孩子，又要了兩個女兒，這都是自由的好處和變化。
向莉：你和你太太在生活成本高昂的舊金山灣區養育三個孩子，買房子，已經成為一個很勵志的榜樣。
方政：在美國我們要過一個最普通的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一個自由、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所有人最基本的一個追求。是的，我們要回歸正常。
向莉：您現在是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現任主席、人道中國的理事，也是自由雕塑公園的支持者。請您談談這些機構運作方面的情況。
方政：很慚愧，其實我能做的事情很少。民主教育基金會歷史悠久，於85 年成立， 86 年就頒發了第一屆的傑出民主人士獎，到現在已經30 多年了。前面有很多的前輩先賢，我是只是個繼任者，讓這個有歷史傳承和意義的機構繼續的存在、運轉，希望未來能夠發揚光大。民主教育基金會這 30 多年主要致力於在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而且以獎勵在對中國社會，對中國人權、對推廣普世價值方面有傑出貢獻的人士。我們有個傑出民主人士獎每年頒發，我們會通過民間籌得一些獎金，去給他們一些獎勵，以此來推動整個社會進步。把這些傑出的人士作為一個引領者和榜樣推向社會。我們也參與了一些書籍的編纂出版工作，還有組織一些研討會和民主活動。總之就是會全方位的去推動中國民主轉型和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人道中國是一個很好的機構，2007 年由周鋒鎖、趙青他們幾個人成立，定位就是給國內受迫害的政治異見人士、良心犯家屬提供一些人道的救援，尤其是對那些不太出名的、默默無聞的國內的受難者，給他們一些援助。我算是受助者之一，當年我剛到美國來的時候，人道中國對我進行了援助。希望更多普通人參與到人道中國當中來，用這些普通人的關心和愛匯聚起來，給國內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和支持，使這兩邊的愛心能夠傳遞。這是人道中國這麽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做的工作，已經是十多年了。
向莉：非常好。你是一個受助者，現在又轉變成一個幫助國內同道的人，讓更多人用愛來關注中國國內的異議人士和良心犯。
方政：必須這樣做，應該要有更多的人這麽做。人道中國現在的主席是周鋒鎖，我作為理事之一，也很榮幸能參與到這個工作當中來了，分擔一小部分我能做的工作。希望更多人一起構建人道中國這個平臺，參與到愛心的匯聚和傳遞中來，通過這種推動來讓國內的人感受到關愛，然後以此來推動對整個中國人權狀況的巨大改變。這需要很多人來做。那些孤勇者非常可貴，但是我不希望都是孤勇者，我們希望是有一大群的人，以一個群體的力量去改變中國。
2022年2月15日方政在舊金山中國領事館抗議鐵鏈女事件和北京冬奧會。（向莉攝影）
方政：自由雕塑公園是由藝術家陳維明創立。我就覺得他的想法很好，就積極的去支持他。以至於後來為了支持他，成為他的股東，希望眾人拾柴才能火焰高。陳維民是一個藝術家，他個人的力量是微弱和有限的。自由雕塑公園是個宏大的工程，它不僅是一個雕塑園，成了一個象徵、一個地標，它承載的內容和內涵很多。未來要把它發展成一個民主家園，一個自由的精神領地。陳維明非常了不起，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下，每年付出的時間都是半年以上，在那裡做雕塑，帶義工做事，而我們這些人其實只是輔助者。
向莉：有一年中共病毒雕塑突然被燒毀了。可以講一講這件事情嗎？
方政：詳細答案我知道一點。那天，陳維明正好在我家，突然雕塑公園的義工傑德森打個電話來說剛才有人縱火，中共病毒雕塑被燒毀了， FBI 和當地的警察也出動了。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驚訝。在這個之前，有一天我們知道有人去搞破壞，因為我們在，沒破壞成功。當時在現場還找到了鋼絲繩索、想想引火的布條等作案工具。他們當時已經把那個雕塑掏了個洞，知道這個雕塑是玻璃鋼的，裡面有木結構。所以第二次，他們就縱火燒毀了這個雕塑，非常可惜。我們保留了這個燒毀的遺址，這是中共罪行的一個永久的證據。之後，有更多的義工參與，更多的人去捐款，很多人捐款人的名字都刻在那個基座上。在不遠的地方我們又做了個中共病毒2.0雕塑，這個雕塑是全鋼結構，永遠不可能燒毀它。我們跟中共就這樣一來一往地鬥爭，它破壞，我們就重建，跟它鬥爭到底。
向莉：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FBI 很快跟進，然後抓了 5 個間諜。這還是蠻鼓舞人心的。我看了媒體後來的報道，非常精彩，可以拍一部間諜片。
方政：中共的間諜特務活動對海外民運的騷擾一直沒有間斷過，FBI 沒有很大張旗鼓的去把它曝光。中共病毒雕塑被燒，這個事情很惡劣。因為中共居然在美國的土地上破壞了這個美國公民的私有財產，這是個帶有政治象徵意義的破壞行動，是有組織的國家犯罪行為。 FBI 其實早就掌握了很多人的行蹤，這次把它曝光，對中共也是一個很大的威懾。中共的這些幫兇、走狗和間諜們也要想一想，別太猖狂，其實美國隨時是可以抓他們的。
作為中國異議人士，要不忘初心
向莉：請您講一講在您的美國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三件事。
方政：一個是，剛開始來美國的時候就是獲得很多人的關愛、關注、支持我，包括捐錢，對我們一家人的安置有了很大的幫助。人道中國、張前進牧師、周鋒鎖他們給我的幫助，尤其是後來葛旬大哥對我個人的幫助，包括教我學開車，幫我改裝汽車。人在你剛開始的起步階段是最需要人輔助的，影響是最深的。現在我是一個 good driver，我的車改裝好了，我也可以去幫很多人。然後，家裡又多了兩個孩子，每一個我都在產房看著出生。還有就是美國最近這幾年的一些現象，比如說郭文貴的問題，或者說挺川反川，就是我周邊的很多朋友和同道中間形成了很大的一種對立。這是我很不願意看到的。但這是事實，是個悲哀的事實。我基本上沒有很鮮明的去站隊，因為我覺得作為海外流亡異議人士就不應該在美國政治上產生這麽大的分歧，導致同道中人竟然水火不相容。我有點不太理解。可能有人認為這是重要的政治觀念，因為政治價值觀不同，所以不能成為同道。而我認為，我們更高的一個政治價值觀是對中共、中國政治的解讀或者認知，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共性，我們就是同道，不能因為我們對美國的政治上有什麽分歧就不能成為同道。
向莉：非常理解。因為我們都經歷過。最後一個問題是，您對後來的流亡者有什麽建議？
方政：這幾年確實流亡越來越多，因為中國，包括香港已經越來越不適合人居住了，尤其是政治異見人士的生活空間更加的艱難。所以流亡已經成了一個不得不的選擇，大多數流亡者都是不得不的選擇。那麽既然選擇流亡了，那就是要把流亡地變為自己的家，就是真的要在這邊開始自己真正的生活。對於我來說，所有的政治流亡者最終心裡都有一個結，就是要回到故土，我們最終流亡不是目的，流亡只是一個過程和手段。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改造我們的故土。為什麽我們現在被人定義為異議人士？是因為，對中國來說，你是個異議人士。你之所以對中國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就是因為你反對它，因為你不同意現在的中國政治，你想改造中國現在的中國政治，為了使中國的這個制度未來變得更好。所以流亡者本身的這顆心並沒有真正的流亡出來，我們心還在國內。而且有朝一日，大家很多人最終還都是想回到國內。當然有些人不是這樣，可能流亡就是為了逃離它，就要在這邊生活。我也尊重這些人，但我不是這樣，可能有朝一日，我們還會回去，為了使中國這個土地有會有真正促進它的變化，或者說為了使它變得更好。所以很多政治流亡者內心真正的歸宿和寄託還是在中國。不忘初心，如果你是個政治流亡者，就應該這樣。
2019年4月29日，方政和葛洵在舊金山灣區自己家中。（向莉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