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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高王淩的《中國農民的反行為研究（1950-1980）》是一部全景式研究了當代中國農民日常抵抗的書籍。這本書探討了在中共建政最初三十年的土改、集體化改造農村的過程中，農民的生存回應方式。那麼什麼是農民的反行為？在中共建政下反行為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中共政策和制度如何應對反行為？反行為的局限性是什麼？本文分上下兩篇。
1. 中共建政最初三十年的農業、農村、農民政策
《農民的反行為研究》將農民的反行為描述為「針對政府制度規定的「反道而行」，本書的三個部分也是農民反行為的三部曲，懵懵懂懂的時期（1950-56），大夢初覺（1957-61），兩面政策（1962-80）。這三個部分並沒有完全按照時間順序，而是在每一部分都討論了農民反行為形成的主要心理、形成和演化特徵，不過每一部分農民的回應方式側重不同，後期的反行為也使用前期的方法，隨著中共控制機制的強化，反行為更加有針對性和自保性。在官方有關土改和集體化的檔案大量檔案仍未解密的情況下，作者通過田野調查（包括口述史）、查閱地方檔案，回溯了農民反行為的形成和演化。由於作者參與了在1980年初的中共智囊機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農村調研，因此有機會接觸中共高層講話、政策以及各級官員實際執行方式的內部記錄檔，以此對照觀察農民的真實處境和回應方式。
這部書覆蓋了中共所主導的土改和集體化。集體化過程從1951年開始，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公社化階段。這些階段被納入到中共建構的計劃經濟，主要目的是消滅小農經濟和文化，快速工業化。面對計劃經濟在每個階段造成的經濟困難，中共實施進一步組織化、高度集中和指令化的「統制經濟」。本書從土改時期開始，揭示了土改不僅對中共建政的農村改造和農村改革影響重大，而且中共實施農村集體化及升級方式都可從暴力土改溯源，而中共統治下農民反行為的形成和演化也以此為起點。
中共的土改試圖效仿歷史上的「井田制」或「均田制」等，也繼承了被其定為「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主張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那麼中共為什麼不進行和平土改，而實施暴力土改？作者綜述如下：中共創立後，將土地政策作為發動和組織農民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它確立了武裝奪取政權，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之後，暴力土改服務於中共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戰爭動員。在中共武裝奪取大陸政權後，暴力土改作為農村動員以及重組基層的必要手段，以「打通傳統基層不下縣」的控制方式，直接將中共黨組織建立在鄉村一級。
中共預先設定了土改中占農村總人口10%是地主階層，於是約有三千六百萬人被標識成「敵人」，而實際的鬥爭物件比這個數位還高，在一些農村高達人口的20-30%。在村村有地主的假定下，不符合地主標準的村莊也要『矬子裡拔大個兒』，有少量土地、沒有土地出租、沒有雇工、生活相對富裕的農民也成為打擊物件，暴力土改目標是農村有影響力的階層。鎮壓「地主階層」、農村士紳和從事教育的人士，約有300至500萬人喪生，多數是被打死的。
2. 中共農村土改和集體化期間農民的反行為
經過暴力土改，人人自危，雖然被中共標定的貧下中農被分配了土地，但多數人仍「怕挨鬥、割韭菜」，生產以夠口糧為限。消極、浪費、怠工變為這個階段農民應對之道。這可以解釋土改後農業生產並無快速增產。而在開始集體化後，農民的反行為導致了產量長期停滯。1950年糧食產量仍低於1936年，而1952年產量僅比1936年略多一點，約3278億斤，1955年是3679億斤，只增加12%，距離中共計畫30%的增長目標差距巨大。在隨後的25年，雖然糧食有增產，但是由於人口增加，人均糧食趨勢下降或維持不變；而重要經濟作物如油料、煙草、茶葉、蠶絲產量都比1936年下降。1957年，這些經濟作物只有1936年的一半。直到1970年才到達1936年的產量。
暴力土改沒收了民間金銀和貴重物品，而主要農具、農用牲畜仍控制在中共的農村組織手中，貸款完全被控制，以此手段使農民加入互助組、初級社。中共的「一五計畫」（1953-57）期間，農民交公糧相當於過去交給地主地租的份額，加上強迫和重複征糧，以及不時到農民家中搜糧，強制攤派購買公債和存款儲蓄，農民生存更加困難。此外，傳統農業包括了工業和商業的經營方式被摧毀，中共將農村工業大量轉移城市後，禁止農民亦農亦商，實施嚴格的城鄉二元劃分，農村絕大部分工業和商業都從農業中分離，堵死了農民以工商兩條路改善生活的可能。在土改之後的幾年中，農民人口中十分之一都有口糧耗盡的春饑，出現了不少起搶糧事件。
1955年，中共強推高級社，願意加入的農民只有14%，多數農民不願意入社。中共強制及其他控制和懲罰措施並施，使這部分農民被「裹挾」、抱著「打長工」的心態入社。不久，許多農民意識到自己分到的土地已經被永久收走，生存更加難以為繼，不少地區爆發了散夥退社事件。在壓制了退社事件後，中共更加迷信其「高超」的組織能力，不計代價推廣大躍進和公社化， 地方當局大量造假，迎合中共高層農業計畫的高指標。從1958至1961年，在糧食實際產量並無增加的情況下，強迫農民高比例交糧，備荒儲備糧也被強征，農村人口流動也被嚴格控制；生產大隊、小隊的產權也被取消，農民生活資料也被剝奪，其後果是在官方仍有大量糧食庫存的情況下，導致了至少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經過四年經濟凋謝和大饑荒，中共不得不將征糧數額減少，自留地重新發還，恢復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核算單位從公社降為生產隊，但仍不允許包產到戶，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1980年。在此期間農民對政府使用「兩面政策」、「兩路出擊」。「兩面政策」是指農村經濟實施兩個層面，表面上農民似乎接受制度安排，實際上從事私下經濟，使集體經濟邊緣化。「兩路出擊」就是反行為更加系統化和普遍化，出工時普遍磨洋工（磨時間和偷工減料）、混公分，壓產以降低指標；瞞產私分、偷拿、借糧不還，農民預留更多精力投入經營自留地。勞動力外逃也增加。由於在統購統銷名單的多種類糧食不能買賣，農民為換取必要生計產品，於是開始借助黑市交易。
中共下派「四清」工作組檢查和定期懲治等方式，試圖消滅農民的地下經濟，農民應對辦法是在其檢查高峰時，收斂地下經濟。由於反行為成為常態。這使中共從1962年以後徵收「任務糧」占糧食總收成的比例一直沒有上升。1976年至1979年，中共沒有明確的全國政策，不少地區農民以不同形式的社內單幹，生產小隊包產到組或戶，爭取維持生存最低限度的糧食。（接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