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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民的反行為：中共政策和制度的回應
本書作者認為1979年之後農村普遍實施的承包制是農民反行為的結果，農民以自下的「蔫拱」，「消解、改變，或修正著上級的政策和制度」，最終影響了中共上層的政策，因此「承包制」不是中共高層的主動為之。這可以解釋在毛澤東死亡後的權力鬥爭，贏者為籠絡民心，「順勢而為」的政策調整。但是，中共並沒有修正自上而下控制農村的基本制度。中共反而強化了在農村的組織機構，既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歸功於「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又在生產責任制後強化「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六四後，農村被全面納入了維穩網格體系，近年來，中共進一步建立了「村到組、組到戶、戶到人三層黨建網格」。
農民的反行為三部曲，與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一書所歸納的東南亞農民抵抗方式相類似。這種低姿態反抗方式是與農民分散和缺乏組織的狀況相適應。不過中共統治下農民的反抗更加困難。中共以運動農民起家，其運動方式是以階級劃分和鬥爭的意識形態為手段，培養它在農村的代理機構和人員——鄉村機制包括幹部和入黨積極份子，在鄉村一級建立嚴密控制農民的組織，通過土改、集體化、四清等，動員農民，測試代理人，建立惟命是從的基層組織，製造人人相互監控和自危的環境。在此情況下，農民更加高度分裂，不使用抵抗或反抗一類話語，避免公開集體反抗的風險。反行為主要是在局部小範圍形成心照不宣的行動，其他地方仿照或實踐其他自保策略，形成實際的拉鋸戰，消耗官方的統治能力，使官方推行政策成本加大，甚至部分擱淺。但是，《中國農民的反行為研究》與斯科特所概括東南亞鄉村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有所不同。中國農民不得不直接面對中共至上而下層層控制、壓迫和剝削，更多使用官方語言以表「忠心」，便於私下從事自保生計，減低鎮壓風險，這也反映作者使用詞語「反行為」，一方面是為更精確描述在中共極權下農民的回應方式，另一方面，不使用「反抗」或「抵抗」一類的詞語也是應對審查制度下的特殊表達。不過，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人士仍將農民的反行為稱為「抵抗」，以「反修防修」或「割資本主義尾巴」為理由，榨取農民勞動的果實。毛死之後，中共調整了榨取農民的方式。
4. 農民反行為使用語言、觀念和方式的局限性
反行為是針對官方政策而實施的低姿態自保方式。在《農民的反行為研究》第一和第三部分有不少反行為描述，而第二部分的反行為只剩下怠工和罷工了。但是，在經濟停滯的大饑荒情況下，這類反行為方式不能阻止中共以高比例強征糧食，無法保護農民免於餓死基本口糧不被奪走，多數人也無法逃離饑餓之地。這類反行為的局限性還體現在第三部分，作者論述了農民廣泛「蔫拱」(編按：意指不聲不響、不聲張的抵抗。更低姿態的反行為不使用抵抗，而使用拱。)的影響，這種「蔫拱」事實上是爭取在經濟上部分自主的反抗，在1976年-1979年這個階段也爆發了多個階層在不同地區的數量眾多的抗議，包括爭取政治自由和民主。中共在壓制民間政治運動的同時，進行了經濟改革，轉移社會壓力，維持了控制社會的主要專制機制，包括壓制農民自治。此外，大饑荒中不僅有農民的反行為，而且也出現了有組織的反抗，例如，有大量農民參與的中國勞動黨。作者討論了農民大規模退社和搶糧事件，大饑荒後農村保有的自留地，借助二管道交易，但是未說明這些有規模、持續反行為「蔫拱」是否需要借助地下社會網路，這類有規模持續「蔫拱」、反抗完全沒有網路是很難想像的。
作者回顧了中共內部高層有人知道農民的實際處境，知道「人民公社」實質是強制「勞動營」，將農民作為「奴隸」。但是這種言論未對社會公開。不過，當時已有農民參與的《星火》刊物通過調查，論證了中國農民處境與奴隸和農奴並無二致，需要組織社會不同階層的反抗，改變制度才能根本解決農民的處境。《星火》所描述中國農民的地位在中共統治的70多年中並沒有根本改變。從這個角度看，自保的反行為局限性非常明顯。沒有語言、觀念和組織方式的改變，就無法擺脫統治階級禁錮對公正和道義社會和制度的想像空間，也不能打破統治者強加給被壓迫階級的語言和觀念，更不能擺脫被剝奪和遭受壓迫的處境。
《農民的反行為研究》討論「蔫拱」出來了的「包產到戶」。但是，中共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農業作為強國和擴張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中共通過不斷的變換方式榨取農民，提高農業稅、「三提五統」，打白條收購農產品，對土地使用權的掠奪，繼續排斥農民和農民工享受全民公共服務和社會平等保障，將農民工轉化為世界工廠中沒有任何權利保障的奴工。在農民自治和其他權利以及主要的生產資料被剝奪的情況下，無論是承包單幹還是集體生產，農民都無法擺脫被唯一地主中共的控制和盤剝，這是農民普遍限於困境的根源。
中共宣稱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和「集體」，而實際控制「國家」和「集體」，以土地、房地產作為資本，並以此衍生金融資本，是農民進一步邊緣化，將其轉化更容易剝奪和榨取的階級。如果觀察最近二十多年以來的豐城農民暴動和團堡農民拒交年稅的起源、太石村和烏坎村農民爭取自治被壓制，中共制度性導致農民「荒、逃、餓、病、死」的生存困境，並沒有根本改變。如果僅以本書自保的反行為為目標，農民很難從根本上脫離這種生存狀態。中共政策的調整既收割「蔫拱」帶來的利潤，又防範「蔫拱」導致控制社會能力的下降，在多數情況下使「蔫拱」失效；更多的社會分層使自保之間的默契抵抗轉為分離、消失。如果對官方制度規定只有反行為，是不會帶來農民自身的解放，限於自保也不會自動形成共同抵抗。針對「堅持黨的領導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的話術、層層遞進的維穩網格以及更多樣的剝奪和控制方式，反抗語言、觀念的改變以及跨地區和行業的抵抗網路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