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接上篇）
2.中共制度下的社會分層與政策調適下的抗議
新冠變種病毒的傳染性更強，這些導致了封控措施的失效。而多區域大規模同步的白紙抗議的持續，也使封控形同虛設。中共在沒有任何預防保護措施下結束動態清零措施，造成了疫情海嘯，許多老年人死亡。與此同時，中共開始開始大規模逮捕白紙抗議者。白紙抗議之後的示威再次重歸在特定區域、社會階層或少數族群，抗議主要目標也依舊指向地方政府或公司。討論中共獨裁體製造成人禍、女權、勞工權利和民族權利的平臺被關閉。雖然今年以來抗議數量增加，但是這些抗議與非典（SARS）到新冠疫情之間每年數萬起到十幾萬起的社會抗議（官方稱為群體事件）中的絕大多數示威類似。這些抗議只是地方事件，缺乏社會階層或族群的廣泛回應，缺乏追求正義目標的持續性。那麼這種現象背後原因是什麼？
網格化維穩和審查制度是造成抗議分散化和斷代化的主要原因。斷代化抗議既由於官方的審查制度，也在於抗議中普遍使用官方詞語，缺乏辨析和反省，抗議詞語和觀念陳舊。比如，習近平上臺以後，許多民間人士仍以中共的「改革開放」話語反擊習近平，懷舊敘述回歸到鄧、江、胡溫時代，而忽視了習近平獨裁與中共專制是一體兩面。這也體現在社會抗議普遍對「改革」詞語的使用。這些民間人士全面接受中共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部分說法，「文革錯誤」。但是，在中共話語體系中「文革」與「改革」並不截然對立。中共前三十年統治造成大規模不間斷的人禍，在社會上增加了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民主牆關於民主論述廣泛傳播，中共應對的方式是以「改革」作為文革時代和中共統治最初17年意識形態的調整話術。對中共而言，改革不是民主轉型，而是強化一黨專制。民間抗議使用這類「文革」與「改革」對峙詞語，客觀上強化了官方話語，甚至被引導背書「習下李上」，以期盼「青天」的願望代替現實，以專制官僚政治的「清官廉吏的賢人政治」，弱化民間自主爭取權利和民主的努力。
3.共感和共情抗議的局限
中共最高層以防控為名的社會控制，針對廣泛地區族群無差別的暴政，這是聚合白紙抗議的主要驅動力。即使嚴厲的維穩和預先防範制度，城市密集的居住環境，居民不滿的交流和表達很難被阻止。四通橋抗議內容、時機、形式和傳播，激發了關注反封控、民生和反獨裁議題的人士，催化更多社會階層打破集體自我約束，參與抗議。而烏魯木齊火災封控中被剝奪逃生之路的死難者，對於也身處封控小區中絕大多數白紙抗議的參與者而言，寓意清楚。這種共感成為同步和聚合抗議的主要來源。不過，單純以共感維繫的抗議很難持續。
六四後，中共維穩、加大社會、族群分層、性別等級、政策調適是防止跨區域、大規模抗議的主要手段。這是雖然有大量抗議，但缺乏共識社會運動的原因之一。以疫情為名無差別的反人道社會控制，為生存和民生形成了大範圍的聚合抗議。中共結束封控措施，以及抓捕白紙抗議，大範圍聚合的共感抗議也隨之結束。共感為主的抗議話語最終被官方政策調適和話語操控。
白紙抗議主要特點可以歸納為共感和共情參與。但是，為什麼在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被關入集中營沒有這種普遍共情，在疫情初期武漢封城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剝奪生存事件，為什麼沒有大規模共感？共感抗議前提是建立在許多人都有同樣的經歷，而且感受相同。這種共感和共情抗議，在制度不變的政策調適與分而治之的夾擊中，抗議隨之消失。共情參與、共感抗議很難發展為持續性的社會運動。
4.改造社會和制度：持續追求正義原則的社會運動
民間運動的主體性不僅在於分析生命權、民生與社會和制度之間的關係，而且也需要辨析社會與族群分層、性別等級的問題。持久的民間抵抗需要連接這些議題，發展社會共同反抗和團結的社會意識，才可能形成追求正義原則的社會運動。同時，被壓迫者之間的團結絕不是以壓榨和剝削社會底層、少數族裔被強制同化、女性忍受奴役和歧視為代價。
對傳統習慣和社會偏見，需要獨立和廣泛的平臺對話和辯論，而不是被壓迫者之間的分裂和敵對。雖然勞工、白紙和女權抗議有一些跨界交流，但是持續的社會運動更需要不同群體的討論，涉及到持續社會運動或革命的方式和目標，形成共識。
實踐抗議權利是推動改變的一部分，但不會自動發展為自治社區和草根運動，也不必然指涉改造社會和改變制度。談論改變的優先次序，如代議選舉或法治優先、性別議題優先、獨立優先，是不可能解決階級剝削、性別等級、強勢/多數族群特權與專制纏繞在一起的制度和社會問題。民間反抗如何建立獨立於官方的話語和網路，在辯論和思考中形成基本共識，才可能開始有正義原則持續的社會運動，這也是改變的必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