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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抹紅」文宣 而是價值選擇
今年選舉，在野陣營的「堅決下架民進黨」和執政黨的「反對上架共產黨」成為雙方文宣戰的巔峰對決。這說明，「中共」作為一個標籤，始終是台灣社會在選舉時刻、特別是全國性的總統、立委選舉中難以迴避的重要議題。總統大選說到底，就是選擇如何與中共打交道的問題。
不過，台灣社會固然有藍綠之分，這種分別的背後有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糾葛，也隱含省籍和族群意識的深刻脈絡。不過，隨著民主化的逐漸深入，以及藍綠兩黨在認同議題上漸趨中間化，中華民國與台灣的融合與一體化，已經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共識。徐春鶯也罷，趙天麟也好，這些涉及到中國大陸議題的選舉新聞，其背後都是台灣人對中共意識形態和文攻武赫的戒備與反彈。
在現實中，中共將台灣主體性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全部視為台獨，實際上是將藍綠兩種兩岸論述全部堵死。這提出了另一個嚴肅的議題：藍綠終究是憲政體制內的對手，但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而如何面對對岸，才是朝野和社會要整合、思索的問題。
對岸的對台論述，基點是大陸疆域帝國模式的民族主義。但台灣選擇的並不是大中華主義，而是海洋文明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開放認同，並由普世價值來決定日常生活方式。台灣的大選，不論誰當選，單單是選舉制度良好運作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選擇：由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當然是完全不同於對岸的生活方式。
抗共背後的民意心理
不論喜歡還是討厭，中國大陸就在台灣的隔壁，隔海相望；中國大陸的時局發展對台灣社會影響極大；中國大陸的興衰也會對台灣構成巨大能量場。因此，從最現實的角度看，台灣的對外關係中，兩岸關係始終是台灣涉外交往互動的最重要課題之一。而從文化、血緣角度看，兩岸之間的歷史淵源，從遠古、到明清、到近代，都讓台灣的歷史走向充滿了中國性的烙印，中華文化始終是台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再疊加上普世價值來討論，同樣身為華人社會的一分子，台灣所能夠實現的民主自由，若能夠也在中國大陸實現，那麼對台灣的整體安全將會是重大和本質的改善。所以，不論是現實功利、歷史情感、文化淵源還是人道關懷，台灣都無法也不能自外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現代化事業。
這就牽涉到了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今天，對台灣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形成威脅的，毫無疑問是中共政權。但是中共政權和中國、中國人，能夠完全劃上等號嗎？在政治的邏輯、概念和理性上，我們都知道國家、政府、政黨、人民是四個不同的要素，應該區分對待。但現實中，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壓迫，並不是抽象存在，而是透過一個個具體的中國人——例如戰狼小粉紅，來呈現的。那些在國際賽事中搶奪我們中華民國國旗的中國運動員、那些動輒對我國發表文攻武赫言論的中國網紅，都是中國人；哪怕在台灣的陸配中，像徐春鶯這樣依然對戴著少先隊的紅領巾情有獨鐘的人，也是中國人。作為在軍事上被威脅、政治上被否定、國際地位上被打壓的台灣，身為台灣人的我們，當然不可能完全平心靜氣去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的概念，在一個個小粉紅、徐春鶯們身上區分開來。這是情感本質的使然。
在現實的中共之外 開拓兩岸新局
兩岸之爭，說到底也是一場人心之戰，而守護民主是這場戰爭的重要訴求。因此必須也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國大陸國土廣袤、人口眾多、社會結構複雜，其多元化的程度其實遠遠超過外界想像。我們姑且先不論中國眾多的獨立記者、獨立導演、獨立作家、維權律師、獨立公共知識份子對普世價值的吶喊和努力；其實在普通大眾當中，許多中國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努力和使命。我們不能忘記，1989年走上街頭爭取民主的，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在2022年舉起白紙爭取自由的，也是千千萬萬年輕的中國人。這些無名的普通中國大眾，用他們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在追求著和台灣人、台灣曾經的黨外運動前輩們相同的理想和願景。至於在互聯網上針砭時事、為正義發聲的中國人更是多到不可計數。
中共，作為一個台灣選舉中的負面標籤，其內在是因為於現實中，反人權、反民主的這個政權，對內鎮壓自己的人民，對外擴張侵略。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開槍的，和拿飛彈瞄準台灣的，跟鎮壓香港人的，是同一個政權。台灣的敵人，是中共政權無誤，而不是廣大的中國大陸人民。即便是中共，我們的敵人，也不是所有的中共黨員，而是中共的意識形態、統治手段和執政體制。既然面對普通的中共黨員，我們都應該本著勸善、救人的心態對待，那麼我們就更不能將所有14億中國人當作敵人。始終，兩岸民心的友善，才是台灣安全的根本和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