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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許多國家面臨少子化問題，出生率逐年下降。美國中情局（CIA）甫發布全球生育率預估，台灣2023年預測生育率為1.09，在227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墊底，其次倒數2~5名依序是南韓（1.11）、新加坡（1.17）、香港（1.23）、澳門（1.23），清一色都是亞洲國家。台灣人口數已經連續三年「生不如死」，出生率低於死亡率，每年的新生兒人數自2015年起逐年遞減，2017年跌破20萬人，至2022年已跌至13.9萬人。2023年1~11月新生兒人數僅約12.4萬，預期全年新生兒人數將再次創下新低紀錄。少子化儼然已經成為台灣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國安問題之一。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成長通常伴隨著出生率的下降。父母從決定孩子的數量，轉為重視孩子的養育品質，此即為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S. Becker所稱「質與量的取捨」（quality and quantity trade-off）。因此，全球多數國家面臨少子化是正常經濟發展之下的結果。而台灣各界對於少子化已有諸多討論，也一直是政府頭痛的議題。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指出，影響我國婦女低生育率可能原因有晚婚及不婚、育齡婦女生育年齡延後、育兒成本高使得家庭經濟負擔沉重、婦女難兼顧家庭與就業等。綜整上述原因，其實就是物價、房價等生活成本高漲，但工資卻明顯追不上漲幅。
依據OEDC所發布的每人年均工時，台灣2022年人均年總工時為2,008小時，在39主要經濟體中居第六位。高工時的背後就是家庭時間受到壓縮，自然而然影響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擔心生了小孩也缺少時間陪伴，若辭職在家照顧小孩，將失去一個人的經濟收入。以目前的薪資水準及生活成本來看，不少家庭仍需「雙薪」來支撐家庭經濟。簡言之，全球經濟發展走到現在，許多國家的情況很多都是「年輕有體力的，沒時間沒錢而不敢生；年長有時間有錢的，已經沒體力而不敢生」。
當人們的人生兒育女觀念已經從「量」移轉到「質」的階段，育兒的理念不斷強調每一個孩子都需要父母親大量的陪伴，「養」小孩需要錢，「育」子女需要時間，而養育子女則須兩者兼備。但在高工時下，現今台灣許多上班族的育兒難題就是無法兼顧「家庭經濟」和「陪伴時間」。許多父母親因為高工時，國小學童被迫早出晚歸情況更甚大人，早上7點就出門在外待滿12小時才能回家。在正需要父母親大量陪伴時間的小學階段，孩童卻無法有充足的時間與父母親相處，在缺乏適當的陪伴或教養之下便可能產生行為上的偏差。而父母下班回家後忙於家務，還要陪伴孩子，無怪乎許多職業婦女認為，下班之後的家庭生活是另一個忙碌晚班的開始。長久如此下來，年輕未孕夫妻預見此情景不敢生，已育有孩子且無充足後援的也「望生而卻步」。畢竟，若無充足時間陪伴小孩的成長，父母將可能一輩子都陷在子女行為偏差的龐大心理壓力當中。
因此若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除了現行提供的養兒補助費用之外，更應該多給上班族育兒陪伴的時間，包括勞工家庭照顧假、彈性上班或縮短工時制度。以彈性上班為例，家中有就讀小學及幼兒園的家長之一，可以依據工作性質，配合學校到校與放學時間，能夠申請將工作時間提早在8:00上班15:30下班，並免除午休時間以儘可能維持原有的工作效能與薪資水準。而子女就讀國中的家長之一，同樣能申請將工作時間彈性調整為8:30上班16:30下班（免除午休時間）。在薪資水準不變，卻能有更多時間陪伴小孩的情況下，應該對雙薪家庭生育意願的提高有相當大的幫助。在總統大選之際，各候選人紛紛提出解決台灣少子化困境的良方之時，除了給予生育養育相關補助的誘因外，讓父母能夠擁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可能才是更佳的解方。
提高生育率來解決少子化可視為是國家的永續發展政策，政府單位可以率先施行「育嬰彈性工時政策」以做為所有企業的表率。而企業現在正迎接著ESG的浪潮，所討論的便是工作場所的硬體環境（Environment）、企業員工的福祉及身心健康（Social）、公司的治理（Governance）等三大面向。企業做為員工的後盾，應該提供一個更友善、更彈性、更人性的育兒環境，既能照顧員工福祉，甚至更能吸引優秀人才，同時也提高公司ESG及企業形象，更提升員工的生育意願，為解決國家少子化困境善盡社會責任。若因此而讓台灣的生育率上升、勞動人口增加、經濟發展永續，將能成功創造員工、企業與國家的三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