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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紀念毛 視乎中共需要
毛澤東130週年誕辰之際，中共高層循往例前往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謁陵、獻花、鞠躬。隨後召開紀念座談會。在紀念會上，中共領袖習近平發表談話，除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外，習對毛澤東個人的評價整體上未有超過江澤民1993年在毛澤東百年冥誕時定下的框架：「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同時，習也遵循以往慣例，在談話中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錯誤，但成績第一、錯誤第二。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和「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是習近平為毛澤東做出的新評價。這兩個評價一個涉及內政、一個涉及外交。內政上，寓意著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將不可能背離毛澤東定下的紅色路線；外交上，則展現了中國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繼續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企圖。特別是今年毛誕期間，在中國軍事院校留學的眾多第三世界國家軍校生，就集體前往毛澤東故鄉湖南韶山的毛澤東銅像獻花。這絕不是單純的私人活動，而是外交活動和立場宣示。
毛死後，中共的紀念活動在華國鋒短暫的兩年任期內達到頂峰，其間修建了保存毛遺體的紀念堂。但胡耀邦上任後，中國開始去毛化，全國各地毛澤東雕像被拆除。1983年的毛澤東90週年誕辰也只是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文章。整個1980年代，中共幾乎對毛沒有正式舉行紀念活動。這與那時中國社會求新、求變、改革開放有關。
但到了19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江澤民將對毛的紀念推向頂峰，不僅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萬人規模的紀念大會，會場懸掛毛澤東畫像，還給毛做出了前文所列的評價。江本人更是親自前往毛澤東故鄉湖南韶山為毛澤東銅像揭幕。這與當時中國剛剛經歷六四、中共需要重新找回歷史自信與合法性有關。在此之後，胡錦濤時代的2003年毛澤東110年誕辰，還是習近平主政的2013年毛澤東120年誕辰，中共的紀念活動都是行禮如儀，以「毛澤東的成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二位」作為評價基調。習近平今年的談話也不例外。
行禮如儀外的玄機：擁護新的人民領袖、軍隊統帥
紀念毛澤東的活動，玄機在儀式之外。毛誕前夕，負責中共意識形態、黨史整理和理論研究的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題為《永遠銘記毛澤東同志的豐功偉績和崇高風範》一文。文中稱：「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的偉大鬥爭中，我們黨又有了習近平總書記這樣一位眾望所歸的黨的核心、人民領袖、軍隊統帥，這是黨和國家之幸、人民之幸、中華民族之幸。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之所以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有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在於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等單位推出的紀錄片《人民領袖毛澤東》，開始放映。紀錄片內容承襲中共正統黨史史觀，但名稱上卻頗具特色：將毛澤東冠以「人民領袖」的稱謂。
在中共歷史中，稱為領袖的，只有三人，分別是毛澤東、華國鋒和習近平。但華國鋒沒資格當「偉大領袖」或「人民領袖」，而是獲得了短暫幾年的「英明領袖」。毛澤東通常被稱為「偉大領袖」或「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人民領袖」並不是毛的稱謂，而是習近平上任以來，超越江澤民和胡錦濤，新創的封號。
毛澤東的另一個稱謂是統帥。統帥是軍隊用語，意為軍隊最高指揮者。在中文裡，統帥一詞本來沒有特別含義，但是經由共產革命的變幻，反而具有了特別的意義。在共產國家中，領導軍隊有兩套體制，一套是國家政府體制；一套是黨的體制。實際決策機構是黨的體制。在毛澤東時代，國家體制中的軍事指揮機關是國防委員會，主席是由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擔任。但實際上統領共軍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後來，毛澤東獲得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封號。毛成為共軍統帥無可厚非。因為共軍早期是由國軍中的叛軍和農民軍組成。前者由朱德領導，後者由毛澤東領導。朱毛領軍是共軍的悠久傳統。作為共軍的締造者，毛的統帥之名無可厚非。但時至今日，習近平也開始獲得「統帥」稱號，這在文革結束後是從未有過的。
習毛在稱謂上的一體化，反映出頌聖話語對掌權者的重要性。頌聖是千百年來中國宮廷政治文化中的傳統。古代中國頌聖，不僅是頌揚君主本人，還包括頌揚先賢聖人、官員表率、民間道德典範，甚至包含了頌揚昊天上帝。但是，在共產革命之後的中國，由於無神論成為社會主流，官場的頌聖幾乎成為對最高領袖一人的一面倒的個人崇拜和歌功頌德。因為古代中國，君主的權力並非絕對，因為受到民間宗教的神佛信仰和儒生士人集團道統話語的雙重制約。這還不包括執政失當引起民變的各種對權力體系的衝擊。但在共產革命後，傳統信仰被打破，革命黨的領袖成為國家的領袖，也成為道德道統的化身，也就是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導師。這樣一來，最高領袖不僅成為權力上的絕對和唯一，也成為真理和是非對錯的絕對和唯一，這是中國古典政治從未有過的現象。今天中國政治的現實斑斑，更是說明中國難以走出毛澤東定下的強人政治模式——似乎執政者只有將自己變成強人，才能夠獲得執政的安全。這幾乎成為了中國政治的二律背反：因為權力體系的低效和腐化，領導人想做好事、做大事，就必須集中權力，但權力一旦集中，這個權力體制就更加低效和腐化。
平等的迷霧與現實折射
毛澤東時代之所以為部分中國人津津樂道，與那個時代塑造的平等假象有重大和直接關聯。將毛澤東與平等連結，是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後才出現的一種輿論。這種輿論將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失業、下崗，視為是背叛毛澤東路線、背叛社會主義的結果。所謂毛派民眾的出現，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但是，中國改革進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失業、下崗，並不是改革開放本身帶來的，而是改革不徹底導致的結果。這是中國官方在回應毛派政治訴求時，一直不敢大聲說出的真實原因。
中國之所以在改革中出現貧富差距，是因為中國雖然表面上引入了市場化因素來修正計劃經濟路線。但是，中國迄今為止都不是一個被歐美認可的市場經濟國家。真正的市場經濟，需要政府權力受到制約；需要民營企業在獲得貸款、稅收等方面取得和國營企業相同的待遇；需要保障民間社會的知識創造力；需要社會是一個法治化、無特權的公平社會。也就是說，成熟和健全的市場經濟體，成功獲取資本的途徑，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與權力的結合或尋租。顯然，中國改革開放至今，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狀態。紅色權貴後代、官二代利用市場化機遇，利用改革開放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人脈甚至是對政策的影響，賺取了第一桶金，進而壟斷了中國經濟體系，阻斷了中國人向上流通的道路。這不是改革造成的，恰恰是中共一黨專制制度造成的，這也是1989年六四運動時期，大學生們喊出「反官倒」口號的原因。
毛派民眾刻意迴避了六四、迴避了「反官倒」。他們天真認為毛時代是平等的。其實這是巨大誤解。毛澤東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造就了中國人直到今天都難以彌合的社會斷裂和矛盾。在毛統治的歲月中，農民毫無地位可言，只是作為城市糧食的生產工具而存在，餓死了也只是統計數字。毛時代的中共將全國人民劃分為17個等級，也就是所謂的17級待遇，然後再用「為人民服務」和「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來麻痺人民。毛時代最大的特色，就是用平等的辭藻來掩飾不平等的現實。正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資訊流通和思想解放，才戳破了這種平等假象。
根絕民粹式強國心理 路彎且長
毛澤東留給當代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遺產，就是民粹式的強國心理。這種強國心理源自於毛澤東內心的鬥爭哲學和好勇鬥狠的個性。這種哲學與個性，讓他在中共黨內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對手，登上了權力頂峰，也為他執政後的政治路線與執政風格打下了基礎。民粹式的強國心理，首先表現為死不認錯。毛澤東在中共黨史中，從肅清AB團，富田事變，到延安整風，搶救運動，鎮壓反革命，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三年大飢荒，人民公社運動，超英趕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文革等等，他本人都要負上最大和最直接的責任。但是，毛澤東每一次的黨內自我批評，都是輕輕帶過，從未真正去反省自己的執政失誤。相反，當越南共產黨學習中共搞土地改革引起民變後，胡志明預備自我批評，被毛澤東及時制止，理由是「皇帝是不能下罪己詔的」。
民粹式的強國心理的另一個表現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的排斥和盲目排外。過去十年的中國，對聖誕節的抵制越來越強烈。本來是一個年輕人或是有宗教信仰人群歡樂的日子，被毛派勢力一次次抵制和阻止，而官方則有意無意縱容這樣的事情發生和擴大。毛澤東讓中國參加了韓戰，導致韓半島分裂至今，北韓人民生活在金氏家族的暴政之下。但毛澤東在韓戰中塑造的不怕美國的所謂愛國主義，在如今的中國卻是大行其道。很多人以不害怕歐美、對歐美強硬作為自豪感和愛國激情的來源。但這卻絲毫改變不了這些中國人作為韭菜的命運，也改不了他們被紅色統治者當作炮灰的命運。
毛澤東真的不懼怕美國嗎？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毛澤東不可能獨立出兵參加韓戰；如果他真的不懼怕美國，他就不會在蘇聯陳兵中蘇邊境時，尋求與美國和解來對抗蘇聯。毛澤東在外交上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革命外交的理想主義者。他的強硬和不懼歐美，只是國內文宣的口號和形象，並非真實。但正是這樣的形象，塑造了中國人的個性和心態，讓他們與現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要消除這樣的心理和文化土壤，路彎且長，將充滿崎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