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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年過得不太平安。
天災人禍接二連三地發生，芸芸不幸之中也夾雜令人震驚和婉惜，前新聞記者柳俊江自殺的消息，在香港社會間迴響之大，如吹漲的氣球忽然被刺破，高壓讓鎖住在每個人內心氣球中的鬱悶都往一個破口走。原來死亡離大家這麼近，原來情緒崩潰可以發生在你我身邊。
每年長期追蹤香港人整體精神健康狀況的「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結果顯示香港自2018年起每年平均都落在不符合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52分以下。香港精神健康問題的普遍近年開始受到的關注，遠比十數年前來得多，但對精神健康的配套卻一直追不上。和台灣可以手持健保卡到門診掛診，甚至取得藥物治療、免費心理輔導不同，香港因精神科屬於專科，需獲醫生轉介至精神科專科門診或精神科日間醫院作跟進，加上公立醫院人手不足，一般新症輪候時間可以長達一年（視乎病情穩定程度）。
但歸根究底，社會風氣才是問題癥結。在悲劇消息傳出後，有香港媒體以不斷推送通知的方式報導新聞，內容只為煽情吸睛，將事主的私人事作為流量的計算。新聞媒體在報導自殺的不幸新聞事，有一定指引需要跟從，盡量將新聞報導「最小化」，保持簡潔、不評論、只報導最少的資訊，且要避免重複報導。多年來大大小小研究都再三證明，自殺新聞，尤其是名人自殺會有傳染、盲從效應，張國榮事件後續香港自殺數字的研究、每隔幾年香港的學生自殺潮，都是最貼近香港的例子證明，但在今次事件中，媒體的做法是完全的反其道以行，甚至是將流量建築於一位同業的不幸身上，記協作為傳媒工會需要在聲明中，溫馨提醒同業報導新聞的指引，可見該媒體做法如何令人側目。在香港新聞自由急轉直下後，僅餘的空間被劣幣驅逐良幣的走向趨勢，在這類型更需要專業和操守的新聞事件更被突顯。
香港近年有不少藝文作品探討精神問題，最多討論應當兩套電影《幻愛》和近期的《年少日記》，多年來亦有不少名曲準確地譜寫出抑鬱的心理狀況，但香港人對於精神健康的支援和理解，也一併未能與時並進。身邊有人出現精神健康，最常出現的反應是當事人一向「積極樂觀向上」，但正向心態從來和精神健康沒有關係，這類認知一直未見普及，不時仍有新聞，如早年學童輕生，總會有師長輩說當事人校內乖巧有禮，然後又寫進報導，所以正向的人都活不下去，何況…？當一件簡單直接的憾事，都可以被加以陰謀論扭曲，只顯得在香港要認同精神健康問題的普及應有一段長路，亦說明今下的香港，百業蕭條後，社會風氣變得多麼冷漠和缺乏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