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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台灣人，不知身份證的可貴，但對在台某些群體來說，拿一張身份證比登天還難！來自土耳其的初雅士(Osman Cubuk)在大學教書，有著穩定且受人尊敬的工作，但自2016年母國政變後，瞬間成了國境孤兒。2019年，聯合國難民署發佈年度報告，全球難民人數首度突破7000萬，當中一小部份已在台灣；其實，鄰近的日本、韓國、香港皆有難民審查保護機制，身為國際一份子的台灣，是真的没有地方容納？還是，在恐懼些什麼？
2005年 台首次將難民庇護入法審查
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說：『(原音)我們當時就有討論，雖然知道政府或各黨應該都對難民沒興趣，但我們覺得還是要先試一下，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裡面有一章，放了難民庇護的條文。』
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表示，2005年民間提「難民庇護」專章。（詹婉如 攝）
談到難民法，廖元豪副教授拿出2005年、民間版「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隨即翻至第7章「難民庇護」專章。
這份民間版的草案，是台灣在法規中清楚將「難民」入法的濫觴。
廖元豪副教授說：『(原音)當時是民進黨執政，當時政府的說法就是說，我們會另提難民法，所以不需要在這裡放專章，那我也看得出來，其實不管是藍、綠政黨，對於這個部分其實興趣不大，他們寧可維持現有這種很模糊的機制，給自己更多彈性。』
2005年至今，廖元豪手中的文件早已泛黃，幾經波折後，雖然2016年，「難民法」終於在立法院初審通過，但至今仍未三讀。
敍利亞男童喪命 促成2016年難民法初審
說實話，台灣人對難民感受不深，印象大多來自新聞中的畫面。
2015年9月，敍利亞小男孩的遺體飄到土耳其海灘，被稱為敍利亞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最揪心的事件，但這起國際事件，促成2016年台灣立法院難民法草案通過初審。
立法委員黃昭順拿著網路新聞報導，述說敍利亞小男孩的遺體飄到土耳其海灘令人不捨。（詹婉如 攝）
立法委員黃昭順說：『(原音)就是敘利亞這個小男生的這個相片，當時這張相片引起我們很大很大的重視，我那個時候正好當內政委員會的召委，所以我主動的把這個案子拿出來討論，因為我覺得，雖然我們台灣很小，雖然大家對於難民法討論的過程當中，都會有很多的考慮，包括說會不會有太多人來，我們沒有辦法承受，其實我們討論很久，但是討論到最後，我們的案子是不分政黨通過了。』
燃起一絲希望後，至今，「難民法」還維持在一審階段。此路不通下，有的人已轉往可收容難民的他國，得到一個身份，開啟嶄新人生，但有的，仍在台灣等待下一個希望。
如今在台需要庇護協助的難民情況不盡相同，他們究竟是什麼模樣？
除了我們曾報導來自烏干達的女同志Juliet(化名)，為躲避母國對同志群體的迫害來台，也有的是在母國政變後，瞬間成了國境孤兒。
土耳其政變 在台土國人民成國境孤兒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初雅士說：『(原音)土耳其政府會去一些國家綁架一些土耳其人，以前抓過好幾個國家的，像馬來西亞、印尼、馬其頓、巴基斯坦那邊啊，跟當地政府溝通。所以，我看看，台灣會不會願意這些事情，我希望不會，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希望台灣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初雅士在回教徒聚會的現場接受央廣專訪，他每週五中午在清真寺「聚禮」，看看周遭的朋友，他說，土耳其人即便流亡海外，仍不安全。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初雅士。（詹婉如 攝）
2016年7月，土耳其軍方發動一場無預警的政變，不到24小時即以失敗收場，總統艾爾段藉勢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恣意註銷人民護照、限制行動自由。
17年前，一句中文都不會的初雅士，拿著主張民主與現代化教育的「葛蘭運動」(Gulen Movement)獎學金從土耳其來到台灣，從碩士讀到博士，最後，當了台灣女婿，他除了在大學教書，也擔任土耳其商貿協會理事，推廣商業文化交流。
2016年政變後，「葛蘭運動」支持者，紛紛被土耳其政府列入黑名單，身為台灣女婿的他，依法可在台長期居留，但無法拿到身份證、也不能換發護照。
初雅士說：『(原音)土耳其政府大使館簽證辦事處他們準備一個黑名單，他說，你的名字在黑名單內，所以我們不能幫忙；我申請台灣的身份證，可是台灣有一個規定，要放棄土耳其的護照，我們去我們簽證辦事處要辦這個事情，他不給我們辦，不能辦這些事情，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台灣政府這個證件，所以政府也不會給我身份證。』
列入黑名單没收護照 「回家」危機四伏
與初雅士相同處境的還有艾維齊，艾維齊1993年也是拿著獎學金到台灣讀書，是台灣中山大學第一位來自土耳其學生。
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台灣人權促進會等人權團體呼籲台灣儘速通過難民法。(鄭舲 攝)
大學畢業後，艾維齊娶了台灣太太，自己開貿易公司，原本世界各地跑透透，但在土耳其政變後，護照被土耳其在台辦事處没收。
艾維齊說：『(原音)沒收我的護照之後不講原因，我說，可不可以給一個没收證明，他們說不能給，因為電腦系統叫我們沒收，我們就沒收，就這樣子就給我一個臨時護照，臨時護照的意思是說，我也有一個土耳其護照，一個月有效期，叫我回去土耳其。』
護照被没收後，辦事處改發效期一個月的臨時護照給艾維齊回國辦理！但他知道，這絕對是條不歸路。
艾維齊說：『(原音)我另外一個朋友情況是比較嚴重，他的護照被没收後，還把他關起來，兩年之後出來，精神狀況已經很不好，這件事情是沒有理由之下，把他扣押著，也沒有任何的罪；我另外一個朋友，死在裡面。』
根據立法院一讀通過的「難民法」草案，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因戰爭或大規模自然災害被迫離開原籍國或原居住國，或因種族、宗教、國籍、屬特定社會團體或持特定政治意見而遭迫害，得向我國申請難民認定。
初雅士、艾維齊被迫成為海外流亡者，原本可依據此條申請難民認定，為自己的現況解套，台灣没有相關法令下，雖政府允諾可依個案模式協助，但這不是根本解決之道。
初雅士說：『(原音)可以延期居留證，不是解決問題啊！因為如果你去別的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話，這些國家3年以後或4年以後，或有的國家5年以後給你護照，可以去別的國家；住在台灣的話，可以住但不會有護照，我4年以後，有可能會碰到這個問題，因為我的護照4年以後會到期。』
初雅士感嘆地說，原本有廿多位在台土耳其人，跟台灣官方爭取無效後，多數人趁著土耳其護照過期前，紛紛投向有「難民法」的國家，他說，那些人都是在台拿到碩博士學位的高級知識份子，對台灣這塊土地有著濃厚的情感，若不是等不到一本台灣護照，也不會選擇離去。
難民不是負擔 政策扭轉刻板印象
立法委員尤美女長年關注台灣難民困境，她認為，「難民法」不易通過原因之一，與台灣社會對這類群體的不認識與汙名有關，但其實，許多難民帶著專業背景，或者被訓練過後，也能成為重要勞動人口。
立法委員尤美女接受央廣專訪。（曾國華 攝）
尤美女說：『(原音)其實難民不是一個負擔人口，因為難民在他的國家，他可能是高端的人物，他可能是教授、律師、醫師，各種各式各樣的人，學者、老師等等，只是因為他在他的國家沒有辦法生存下去，所以，你如何讓這些人也能發揮所長，當你國家把它變成負擔人口，那個負擔就會非常非常可怕。』
台灣没有「難民法」，過去曾發生來台尋求庇護者，被當成偷渡客，遣返回好不容易逃離的戰亂母國。
人權團體奔走下，當前，台灣政府已做到不遣返尋求協助者，但真正面臨挑戰的下一步，也就是如何讓難民在台灣過日子？甚至享有最基本的工作與居住權？
尤美女認為，在國家尚未通過「難民法」的情況下，制定難民政策或許是一種選項。
尤美女說：『(原音)其實我們一直在逼政府，如果你難民法不通過，那你就應該要有難民政策，你的難民政策就應該比照難民法，等於讓你先行嘛！先把這個SOP建立起來，然後一步一步做，等到法律通過的時候，你對世界宣佈說，我已經有難民法，當真的難民湧進來，你比較不會慌，而且已經知道怎麼做了。』
只是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認為，没有法源依據之下，公務機關落實不易，也無法受外界監督，反而可能落入執行單位濫權或不作為缺失。
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詹婉如 攝）
廖元豪關注外配權益多年，他以的過來人經驗感嘆，早年，台灣對來自異國的新住民存有相當負面標籤，在非政府組織不斷從法令與教育面的爭取後，才有如今些許成果，更何況完全没有選票的「他國」人民？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針對難民議題進行規範，現實中，國家也當然有權決定他國人民是否被許可入境，國境的概念一直是複雜也艱困的一環，其涉及各國國家政策與國際關係，「人」在其中顯得渺小。
跳脫兩岸敏感 學者：優先通過外國人庇護
「難民法」立法院卡關3年，廖元豪指出，此事在台灣不易通過的另一項因素涉及敏感的兩岸關係，配套修法後，讓中國受迫害者與港澳人士來台適用，對台灣政府而言的確是項挑戰。但如何解套呢？他認為，至少可讓來台人數較少的外國與無國籍者先行。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廖福特也持相同看法，他認為，萬不得已之下，優先通過針對外國人的「難民法」，可以循序漸進地方式，讓台灣民眾對難民先「有感」。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廖福特。（詹婉如 攝）
廖福特說：『(原音)在第三順位，萬一真的不行的時候，我的想法是至少讓難民法先過，至少是一個往前走一步，有時候往前走一步，它的好處是說，它讓社會接受度比較高一點，比如說烏干達、納吉利亞的這個部分，大家真的比較能接受以後，相對於對於兩岸關係條例或者港澳關係條例，事實上或許可以再往前走。』
廖福特認為，台灣有條件可逐步接納難民，只是社會內部缺乏國際連結，同時，還有本國人民對異鄉人的恐懼。
廖福特說：『(原音)人總是會在他不熟悉下有恐懼感，面對外國人，我為什麼要給他？每個人會想，我自己生活的不是很好，那我為什麼要去，再救援這些人？我們自己都救援不了；現在常常有個比喻，救援某些人的話，你可以轉換成多少營養午餐；可是我覺得社會有時候的進展，不能完全從那麼單一的面向去思考。』
或許大家已遺忘，1949年前後，外省族群的長輩們，曾為躲避戰亂，大規模勇渡黑水溝來台的千鈞一髮，以及冷戰期間，台灣也曾伸出援手幫助了湧入澎湖、高雄的越南船民。
廖福特提醒，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更曾是政治思想犯「輸出國」，當時，國民黨政府針對在海外主張台獨、共產主義人士，註銷其護照、禁止返台。多虧當時國際社會的接納，不然這些人如何停留他鄉？
2019年6月，聯合國難民署發佈年度報告，全球難民人數已超過7000萬人，創下新高！戰爭、暴力和迫害一如以往成為創新紀錄的主因，而他們當中的「小」部份已到台灣，面對這些在台無身份的「飄流」者，多次被國際評比為亞洲人權進步國度的台灣，是否仍持續矇著雙眼，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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