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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出台香港《國安法》後，「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命運交織得更加緊密。無論是反抗專制的壓迫還是資本的剝削，兩地的獨立勞工運動都會起到重要作用。回顧香港百餘年勞工運動的歷史對當下的困境會有所啟發。
從抗議人頭稅到要求政治平等
英國在鴉片戰爭後開始殖民統治香港，當時主要以建築業和海運業為主。勞工多來自於廣東，身處社會最底層，面對多重歧視，賦稅重，生存艱難。工人第一次自發罷工是抗議人頭稅，港英當局被迫讓步。勞工階級在多次罷工中成長壯大。1920年，香港殖民當局新修訂了《社團條例》，將工會、行會組織等視為損害香港社會秩序的非法組織，對社團出版物予以監管，並授權香港殖民當局打擊當地引起在中國的「騷亂和犯罪」活動。
1920年代香港的勞工運動主要以半公開組織和地下網絡為依托，工會會員已經佔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 1922年，香港海員舉行了56天的大罷工，訴求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保障獨立工會。罷工工人離港回鄉也獲得廣東和上海勞工的支援，港府被迫取消對工會的禁令，釋放參與罷工人士，資方同意加薪。由於港府主要吸納英商為行政和立法委員，官商結合也形成了對華商的壓榨，當工人罷工時也帶動了華商罷市，當時運動中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論述深入人心，同時誘發大陸其它地區的罷工。 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參與罷工集會的上海和青島工人、學生和市民被射殺，引發了省港大罷工，香港工人在運動中提出普選、政治平等、勞工立法的要求。
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訴求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保障獨立工會。
省港大罷工是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於香港和廣州發生的大規模、長時間罷工。圖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當時的宣傳畫報。
從血腥鎮壓到立法保護勞工權益
1945年到1950年代初，香港大量小規模工會再現，絕大多數工會聯合，分別成立了親國共兩黨的跨行業的大型組織，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工團）和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1950年後，逾百萬大陸難民逃亡香港，淪為廉價勞動力。香港政府推行低稅制吸引資方投資，經濟快速發展，但工資不抵物價增長、勞工缺乏保障，公立教育投資不足，失學青少年數量增加。 1965年後，香港紡織業罷工和抗議天星輪加價被鎮壓，積累了社會對當局的不滿。1967年，數次罷工和示威被警方血腥壓制，運動演變為暴動，港府再次鎮壓了這次運動。由於不滿親中共的工聯在工潮期間襲擊不同觀點的平民，這個組織的會員開始下降，而支持國民黨的工團官僚化，影響力也下降。
1970年後，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勞工組織大量出現，這些組織在勞工聚集區創辦學社，建立勞工基層組織，與國際獨立勞工運動有更多互動。教師、郵遞工人、護士等發動了多次以經濟訴求為主的罷工，促成了多項保護勞工法律的實施。香港也實施更長的免費義務教育，提供更普及的醫療護理，建立廉政公署，公房增建也加快。
香港政府推行低稅制吸引資方投資，經濟快速發展，但工資不抵物價增長、勞工缺乏保障。(示意圖/Etienne Girardet)
80年代起香港工運與中國工運建立聯繫
大陸民主牆時期，香港獨立勞工組織與中國民間勞工人士再次建立了聯繫。1980年代中，香港獨立工會參與推動了直選立法會。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期間，香港獨立勞工團體在中國廣州、北京等地支持當地的工人自治會。六四鎮壓後，香港獨立工會組織罷工、罷市反抗中國當局鎮壓民主運動，協助被追捕的中國工人活動人士逃亡，聲援被捕的工運人士。1990年，香港多個獨立工會聯合成立了職工會聯盟（工盟），這個組織聯合藍領和白領團結抗爭，推動雙普選，爭取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三十年來，工盟和其他獨立工會的會員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親中共的工聯。工盟成為香港社會運動，包括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1990年代後，香港大量資本和其它國家資本轉移珠江三角洲，這個地區農民工的處境比資本移出國家的勞工更缺乏系統性保障。香港獨立勞工組織建立了與中國工人更直接的聯繫，將香港作為培訓中國勞工活動人士的重要基地和支援中心。新的組織方式擴大了互動規模，更可能與中國農民工、運輸工人、民辦教師和其他有反抗潛力的社會階層建立全面聯結。在嚴密控制和監視下，非結構化和非正式連接是形成網絡的重要形式，聯結中促成中國勞工階層在中提高階級的反抗意識，認知爭取自己擺脫被壓迫的處境與香港爭取自由密切相關。香港獨立勞工運動既反抗資本剝削，又擺脫政權、政黨和財團的操控，對形成中國獨立勞工運動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由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於2013年3月28日發起，成為香港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最後事件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於2013年5月6日結束長達40日的工潮運動。 (Leenouyaen2013 / CC BY-SA3.0)
疫情導致中國大失業潮 工潮勢難避免
新冠疫情導致數千萬中國工人失業，他們多數沒有社會失業保險，也無法獲得國家失業救濟金。由於企業拖欠工資是常態，工人抗議活動和採取集體行動的傾向增加。兩地正式工人的工作條件也將會惡化，工潮將會更多。聯結兩地工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反抗兩地勞工階層共同的敵人——中共專制與資產階級的壓迫，兩地勞工團結抗爭是解決民主和民生問題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