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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都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談到中國的未來，我悲觀至絕望；但在付諸行動的時候，我卻無可救藥地樂觀，做什麼事，都沒心沒肺地樂觀以赴。
512汶川大地震（2018年）後，我們機構為地震中受傷的孩子提供服務，其中包括招募長期陪伴志願者、並推動志願者自我組織。相較於其他機構，我們的招募流程「極其嚴苛漫長」，我們在「考察」志願者，志願者也在考察我們。冷靜條理的工科博士小宋是志願者裡的戰鬥機，判斷我會掛，「這把年紀還像打了雞血一樣，而且是同時好幾件事幾頭燒，燒不多久」。他看走眼了，老姐姐已經這麼燒了十幾年啦！這已經是十年前的舊故事，不僅燒到了現在，還會繼續這麼燒下去。如此這般使用生命，真是用到賺到。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做的，都是具體而微小的事。同一個中國，看宏觀未來與微觀當下，是不一樣的。越是投入具體細微的小事，越容易得到激勵，就會更加投入。做事情如此，社會觀察也一樣。
大轉變，皆起於細微之處
同是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以改革開放為界，判若兩國。改變從何而來？有人看到的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有操盤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點人名能看出對中國的了解程度，了解更多一些的，還會說到「傳說中的九號院」（北京的西黃城根南街九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趙紫陽時期農村改革「總參謀部」），說到中堅長者杜潤生和年輕飛揚的「改革四君子」。
如此盤點下來，往往讓人更加絕望…「如今這一切都不復存在，那麼中國還會好嗎？」有句老話，「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後來喻指大影響、大思潮從微細不易察覺之處發源。
我向人介紹中國的改變從不講如雷灌耳的名字，而是會秀一張照片：「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剎（殺）頭也乾（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1978年12月，安徽農民分田單幹。這，才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風之源頭。
最根本的動能，不是載入史冊的領袖英明偉大，也不是彼時鳳毛麟角的研究生上可通天。最初分田的，是18戶識字不多的農民，歪歪扭扭三行，至少四個錯別字。
中國的改變，由此而始。先有這些農民冒死分地，才有後來青年才俊調研上書，之後「一號文件」和「聯產承包」，以及更後來的城市經濟改革和民營經濟。
這些農民為什麼？因為這裡苦難深重，「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數減半。三年大饑荒，村民十死其三」。這裡從來不缺苦難，我看到苦難深處生出的改變。借一位詩人的話：「為什麼我的眼睛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為什麼我的行動不可救藥地樂觀，因為我觸摸到改變苦難的源頭。
無可救藥樂觀的行動者，行動著
小城摸索十年之後辭職北漂，我帶著中國第一本關於殘障美術家的書稿去北京。不懂何為民間公益怎麼辦？於是見誰跟誰說：「我要寫一本關於中國NGO的書」，開始了我的行業觀察。
「環保，應該訪梁思成的兒子、自然之友發起人梁從誡」，「打工妹，一定要了解冰心的女兒、北外吳青教授」，「農村合作，韋君宜的女兒、社科院楊團」……誰見誰給我這類好心的建議，好到絕望：他們就像天邊的星辰，像我這樣只有高中學歷的小城下崗女工，無法企及。
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生出很多改變的種子，其中一定有像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是誰、在哪裡？用什麼方法、做什麼事？
我一邊摸索做事一邊採訪，幾年積累了一百多萬字採訪記錄和更多資料，2015年秋回泰山老家閉關七個月。北方的冬天寒冷漫長，屋外北風呼嘯是冰冷的絕望，我點燃爐火擁抱那些細微的希望，在別人的故事裡照見自己：要付怎樣的代價、我付得起嗎？需要什麼能力、我能具備嗎？
一切改變從自己做起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作為最早的草根NGO獨立記錄，兩年後艱難面世，沒有基金會和項目支持，商業出版主渠道發行，此後幾本也都一樣。
一線行動，和社會觀察，成為我改變這個絕望世界的方式，也改變著我自己。
中國會好嗎？這世界會好嗎？我不樂觀，甚至悲觀到絕望。
風，起於青萍之末，風之源頭到底發生了什麼？源頭就是自己手中正在做的具體事，這事情會好嗎？只要你拼命去試，一切皆有可能。
慶幸自己的草根出身和行動者定位，讓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更慶幸在這樣的修煉中，收穫不可救藥的樂觀。
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