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四)／遭遇思想警察 - 新聞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十四集，《遭遇思想警察》。

進北大校園不到一年，我就闖禍了。

我在「91級北大新生文藝匯演」中表演了一個「絕活兒」—— 毛筆書法雙手倒書，先用右手寫了一聯，再用左手寫下聯，之後把紙倒轉180讀展示給觀眾，大家才看到我寫的是草書「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這對我實在是雕蟲小技，練兩天就行了。不過我想也許會有女生喜歡我的才藝吧。可找我的不是女孩子，而是北大團委。校團委文體中心讓我加入，幫忙寫海報、組織策劃文體活動之類。我就答應了。我後來又參加了一些學生社團，包括北大新聞社、五四文學社等。

1992、1993年，我被各種思潮、觀點激烈撞擊，大概屬於一半腦殘、一半自由化，帶著19歲年輕人的反叛本能。北大95周年校慶前夕，我被一種莫名的激情推動，寫下了一篇校慶宣言。可惜我日記裡沒有記下這篇戰鬥檄文。其實也不是什麼檄文，我只是用一種詩意的語言，表達對北大以及當時社會氛圍的不滿：缺少激情，缺少批判，缺少革命；北大曾經擁有那麼可歌可泣的光輝歲月，如今卻是平庸得令人窒息。

我還構思了一幅畫：有竹子，刀劍和火把，畫面倒過來就是「北大火」三個字。我不會畫，就中文系的劉東來畫；他是個才子，會篆刻、畫畫，會彈吉他，我們一起在校團委文體中心做事情，成了鐵哥們。利用北大團委的筆墨顏料，我用行草抄錄北大宣言，加上他畫的北大火，5月3日一早，貼到三角地，也是滿滿正能量的一張大字報。那時候還沒有正能量這個詞，但事後發生的事情證明，我們的舉動沒有被理解成正能量，而是被歸類為反革命的幼稚病。

北京校園裡學生們認真地抄寫大字報，有些大字報是外地來京的學生書寫的。(示意圖/六四檔案 1989.4.28)

那天，太陽懶洋洋地照著，貼完大字報的我感受到一種奇怪的獻身革命的壯烈。中午的時候，我想到三角地欣賞一下我的作品被欣賞的場面，可那些大字報已經不見了。我還問旁邊的人有沒有看到，結果就被守株待兔的思想警察捉去了。先是在燕園派出所接受問話，我說是我弄的，但那有什麼錯呢？然後就被領到北大保衛部，佟部長苦口婆心地把我教育一番，他說，什麼魏京生、徐文立，我們見的多了，你還嫩著呢，年紀輕輕的，別把路走歪了。

批北大缺激情、批判與革命引來思想警察

同系的一個才女看了我的《校慶宣言》，寫了一張字條給我：「年輕的血液總是渴望太陽的輝煌……/你不覺得你的獨自叫喊於生人之中/分外地寂寞嗎？」我很感激她。畢業後她閑雲野鶴一般，在美國讀了法學院，又回國創業，我還聽過著名歌手演唱她寫的歌，不過她的業餘愛好才是她的本色——她是一位才思獨運、文字優美的情感專欄作家。

5月5日晚上，我又被保衛部叫去談話，半夜才放回，大概是鞏固兩天前思想教育的成果吧。負責審訊朱靖江、劉峻、許秋漢等人、挽救失足大學生的，也都來自保衛部。這個我後來接觸的國保、國安、文保，都屬於一類。在小說《1984》裡，他們這一行當被親切地稱為「思想警察」，歸他們管的人大概應該叫思想犯吧。

這就是我第一次在大學闖禍、第一次遭遇思想警察的經歷。思想警察再次找上門來，是在10年之後了。

年輕學生對壓制言論、對普遍的腐敗現象、對社會上的唯利是圖，對人性之陰暗、庸俗，都深惡痛絕。

1993年，我仍處於在腦殘到反叛之間的動蕩混雜狀態。翻閱日記，可以看到當年20歲的我，一方面活力四射，享受青春的歡樂：讀書，寫散文寫詩，組織和參加各種文藝活動，到處採訪，愛唱歌，學跳舞，喜歡旅遊，珍視友情，與女友的異地戀又是那麼動人魂魄；另一方面也會陷於徬徨，有時還會略有頹廢，用我那相當有限的人生經驗和知識儲備，痛苦地思考和探索人生的意義。

愛國至上曾為北京申奧失敗痛哭

我那時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我和同學們登上長城，我興奮地把國旗鋪在地上膜拜。當年的北京申奧，我熬夜看電視直播，聽到薩馬蘭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興奮地跳起來，接著才知道北京申奧失敗了，我極端失望，抱著同學就要哭。薩馬蘭奇這大喘氣大概是史上坑人最多的一次了。若干年後，我和北京2008年奧運會、2020年冬奧會的故事，畫風徹底變了。這些事以後再說。

但我對一些社會政治現象、對體制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不滿，如1993年3月15日，我記到：「校學生會競選，醜聞擺出，拉票、扣票、搶票、明奪暗鬥，實在有辱北大之名。一校尚此，舉國何如？」這一年的6月4日，我的日記上只有一句話：「三角地在軍警的保護之下，一片蕭條，令人神傷。」對壓制言論、對普遍的腐敗現象、對社會上的唯利是圖、道德淪喪，對人性之陰暗、庸俗，都深惡痛絕。一個土鱉文藝青年所特有理想主義、革命激情、青春躁動，大概都體現在那篇闖了禍的《校慶宣言》上了。思想警察在我的反動思想剛剛萌芽時，就及時地壓上了一塊巨石，這小芽兒還能繼續成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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