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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念小學時是1970年，中共一系列殘酷的運動告一段落，從建政初的「三反五反」，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從破四舊立四新，到反右文革，按常理說，任何一個村莊，歷經如此政治風暴，都會被完全洗腦、飽受摧殘，因此會對中共政治㦗若寒蟬，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們村莊是一個例外，有一種力量保佑了我們村莊，免受文革與運動的禍害。這種力量來自對傳統道義的保守，村莊的保守是對良知的堅守。
現在回想起來，令我驚奇與驚歎，我們的村莊建築不僅保留了一百年前或二百年前的古老模樣，文革快要結束時，村莊還基本保守著傳統的民風民俗，按節令勞作生產，過年過節，世故人情、祭祖尊老，村莊的傳統多沒有受到共產風與文革的「洗禮」。也正是因為這種對傳統的保守，長老們在村莊裡仍然受到尊敬，傳統民風（甚至與傳統綱常有關）維繫了村莊的秩序與理性。我可以驕傲地說：文革邪風從我們村莊邊瘋狂刮過，村民們談笑間它就灰飛煙沒。
「保守傳統」也是堅守良知
保守的村莊首先體制在對長者的尊重，從記事之時一直到上大學（有中共央視的春節晚會之後，許多過年習俗被改變），相當長的時間裡，村莊一直保持著在除夕夜拜訪老人，大年初一到年紀大的長輩家裡拜新年的習慣，孩子們在向他們祝福的同時，會得到糖果、瓜子饋贈，這與西方的萬聖節有一比，但萬聖節有點「敲詐」的搞怪，不給糖就搗蛋，而我們在春節給長輩們拜年，是祝福聲中得到禮物，甚至在春節前試穿新衣時，也會到長輩家裡串門，接受長輩們誇讚。這些細小的習俗，不僅培養村莊人際親情友善，還讓年少的孩子們更崇敬長老，如此習俗帶來一個巨大的影響，就是村莊的年輕人不僅不敢違犯長者，更不會因為政治原因拿一棍子找上門去打一位長者。
與查哥家隔壁的是生產大隊的民兵營長家，對富農家的長者也是非常尊重，因為他們同宗同姓，不同的是劃分成份時，富農家多了幾畝田地。這算什麼罪行呢？共產黨把人按田地劃出成份，村莊裡的人不會按照黨的劃分來生髮仇恨。我一次找查哥借書，推門就發現民兵營長的弟弟正與他坐在桌邊，聊一本書呢。而在許多村莊、城市裡，地主富農家藏著舊書，或者去富農家聊天，可能都被舉報，甚至打上門去，抄家批鬥。
打土豪鬥地主，我們更多的是在小人書與學校課本中讀到的，上小學前，只記得生產大隊一次批鬥地主，地主戴著高高的白帽子，被眾人圍住批鬥，但沒有發現有人扭打地主，這可能是我童年記憶中唯一的一次「鬥地主」現場。我們村莊附近唯一的一個地主叫劉慶勝，就在我們小學校邊上的村子裡，有一次我們放學時發現他走在另一條田埂上，幾個小夥伴就遠遠地對著他扔土塊，打地主似乎是一種勇敢與正義，其實當時扔土塊更多的是惡作劇，並沒有打著劉姓地主。
沒想到，第二天，村莊裡的一位大嬸見到我們，質問：聽說你們拿土塊打地主了？我們小夥伴都不吱聲。她接著嚴厲地說：地主犯的是國法，沒有犯你們家法，你們憑什麼打人家？
「地主犯國法非家法」善待他人傳統躲過文革
這一句話對我的啟蒙或者震撼，從少年到現在無法忘懷，一位村莊的農婦，怎麼有如此的人道智慧，把國法與家法給分清了，而這種區分，使我們無法去捉弄地主，因為地主被劃為有罪，是國家定罪的，他並沒有侵犯村莊任何人，既然地主沒有傷害你，你憑什麼傷害地主？也許，她是基於國有國法，村（家）有村（家）規，這種樸素的道理，以及對他人的同情，所以才想到這麼一句話來，警告我們從小不要使壞，要善待陌生人。
1990年，發生的一件事也令我感動，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遇到一位新考入的研究生，口音與我相仿，他說自己是懷寧人。我就問：懷寧哪兒？因為我是懷寧人，他聽我的口音與追問，就笑了，跟我說了一個故事：他本是懷寧的鄰縣人，但文革的時候，他們縣鬥「地富反壞右」特別殘酷，到了無法正常生存的地步，只好逃到懷甯的親戚家，住了一些時間以逃避迫害，他說，懷寧人真好，村莊裡的人都知道他家是鄰縣身份有問題（他的堂叔是國軍將領），但所有人都假裝不知道，還得到很多的照顧，因為在當時，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村莊，接受一戶人家來生活，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不僅有經濟困難，如果被舉報，政治迫害的後果更是難以預料。由於這份經歷，這位同學每次有別人問他是哪裡人，一概回答自己是懷寧人。
這樣的經歷在文革時代我們鄉村也許普通，但突然由外鄉人說出來，令我感動莫名，對故鄉的感恩油然而生，村莊的善良民風，不僅使我們成長過程更多的歡樂，也會浸潤內心，形成人格力量伴隨終生。
